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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更应该警惕的是，在当前条件的约束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枯竭。这无异于给当前的“城镇化热”泼了一瓢冷水。因此，要加快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除非尽快改变现有条件的约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以年均近10
从历史角度看，城镇化确实在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近5年来，城镇化率年均增加0.9%。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6.22亿，城镇化水平46.6%。中国城镇化率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按照有关部门的预计，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趋势将保持15～20年的时间，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并超过50%，开始进入城市社会。
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了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即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地区聚集，不但可以缩短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在知识外溢效应和劳动分工效应的作用下，使城市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的进程也是农民流入城镇的过程，有专家测算后发现，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每增加1人，GDP总量平均增加2.34万元。总体而言，在近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在15%以上。
有人认为，目前我国仍有超过7亿、比重占53.4%的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潜力不是依然很大吗？但是，如果从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劳动力转移的规律来看，我们必须对未来城镇化的潜力和模式做出清醒的分析和判断。这不仅关系到城镇化本身的目标能否实现，更关系到未来我国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和增长动力的依赖。
按照我国人口统计的指标划分，一般将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划为城镇人口，其他的则划为农村人口。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我国的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实际上已经被统计上称为“城镇人口”了。先看农村流动人口的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抽样调查数据，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且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换句话说，这近2.3亿的农民工几乎都可以归为统计上的城镇人口。
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流量，因为这涉及到未来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规模和潜力。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亿多。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运用劳均耕地法估算的结果表明，200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下降到7700多万。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研究员利用总量分解方法得出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为4000多万。如果按照近1%的城镇化速度，城镇每年吸纳1000万左右的农村流动人口计算，大约在四五年之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彻底告别“无限供给”状态——事实上，近些年来，即使城镇最低工资不断提高，“民工荒”仍大面积出现，可以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步伐减慢的最好例证。而这也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刘易斯拐点”的重要理论依据。
除了少量的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劳动力外，农村剩下的就是数以亿计的老人和留守儿童。而研究表明，迁移与年龄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我国的迁移人口中，青壮年占据了主力，而老年人的迁移意愿非常低下，这就是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少“逆城市化”倾向，也会成为未来城镇化必须考虑的因素。比如改革迟缓的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也将使许多农民对故土难以割舍。而高昂的城镇生活成本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会大大增加农民迁移的成本，削弱他们找到更好工作的期望值。此外，城镇化模式的选择也会对农民是否迁移产生影响。我国目前将大力发展小城镇当作城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有研究表明，如果将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人口健康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在一起加以比较，我国人口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城市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综合效益是最差的。这也正是小城镇难以留住农民工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未来的城镇化道路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宽广。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如OECD曾指出，由于中国城镇化的界定过于狭窄，因而存在着被低估的现象。而英国PIVOT 资本管理公司套用国际通常使用的城市人口界定标准得出结论：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并不是像官方统计所显示的那样只有45%左右，而是要比这个比例高出20个百分点，即超过了60%。因此，对中国而言，更应该警惕的是，在当前条件的约束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枯竭。这无异于给当前的“城镇化热”泼了一瓢冷水。因此，要加快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除非尽快改变现有条件的约束，这主要包括：
一是加快以身份平等为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尽快剥离附着其上的各种福利待遇，恢复其人口登记的基本功能。消除流动人口迁移的户籍藩篱，并不一定导致在拉美等国出现的“大城市病”。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其根源并不在于宽松的户籍管理制度，而是城乡二元经济的差异过大。建立城镇人口自由迁移登记制度，主要功能在于能够使人们确立起自由流动的预期，城镇就未必会被汹涌的迁入者淹没，而完全有可能保持进出平衡；
二是大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以及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依然十分低下，这是束缚农民进入城镇的最大障碍。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投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将会使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城镇化的浪潮之中。同时，大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同样能增强农民进城的“推力”；
三是消除各种类型的就业歧视，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的状况下，进城农民工普遍遭受了从就业岗位、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种种歧视性的不公平待遇。完善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将已经进城的农民工留住，减少他们的流动性，而且会对仍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产生更强的“拉力”。
因此，只有认真做好以上这些工作，才能舒缓我国未来城镇化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才能延续更长的时期。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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