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 陈莉莉 发自北京
当岁月偷走了你如花的容颜，你说，我曾在人间走过。
那一场人生路，留下了一个坚硬的内核。
那个核，被称为思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将于月底访问中国，他获诺奖后的首次中国行，将会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思想？
6月22日、6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将邀请著名学者梅新育、向松祚等分别对话《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副总编辑孙铭、王凤君。这将是学术界与媒体界的权威对话。搜狐财经频道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将对此进行全程播放。
对于威廉姆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公司扩张和并购发展、反垄断经济学等是威廉姆森的研究领域。他针对扩张、并购等问题的研究，或许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借鉴，同时，在反垄断经济学领域，威廉姆森搭好的框架也为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向松祚则表示，“威廉姆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企业演变的历史。从几百年前的家族企业演变到现在的跨国公司遍布世界所有角落，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奇观，是值得学者反复研究的重大课题。”
梅新育：什么是中国企业对外扩张的正道
梅新育认为，威廉姆森的研究领域是公司扩张并购、反垄断经济学等，这对于中国企业无疑有可借鉴之处。
梅新育说，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并购也日益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常用手段。
梅新育认为，对于技术含量比较高，资金和技术密集度也相当高的行业，以自有品牌在海外进行扩张，是真正的正道。
对于吉利收购沃尔沃100%股权这宗并购的尘埃落定，梅新育说，对既成事实，他祝愿吉利完成收购后能成功经营这个品牌，也愿意在日后买车时优先考虑吉利全资拥有的沃尔沃，但这起跨国并购案的后续经营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而且，即使吉利能成功运营沃尔沃，也并不代表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能成为现阶段中国汽车制造业实现自我提升的主流方式。
梅新育说，“企业需要注意一点，收购很难，收购之后更难，收购之后能够进行可持续发展还要难。”
他说，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不应幻想通过跨国并购一口气吃成胖子，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遵循“出口-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的次序，实现国际化梦想。
梅新育介绍说，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绿地投资，即中国投资者在投资地建立全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此类投资一般是在家用电器、电子、轻工业和纺织业领域中进行的，如TCL在越南和海尔在美国的下属公司。
出于各种战略考虑的并购，这种考虑主要针对资源保障(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生产区块)、开发新销售市场(如TCL收购德国Schneider 公司)、稳定订货环境及降低营销成本(如汽车供应商万象集团收购美国企业UAI)以及获得技术(如德隆收购仙童道尼尔)。
研发投资，例如华为公司在中国以外设立了30多个分支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大量专利。
关于威廉姆森在反垄断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梅新育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的观点一致：垄断问题不仅仅是学者间的话题，而且还是平常百姓议论的话题，在网上也不时会成为热点议题。中国的《反垄断法》在2008年8月1日颁布生效，然而相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和配套操作对策的准备，这部《反垄断法》属于早产儿。《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涉及到大量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的问题，这需要理论和对策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作支撑。在这个领域，威廉姆森搭好的框架为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向松祚：客观看待诺贝尔奖和西方经济学
10多年前，向松祚就仔细拜读了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威廉姆森寄给他的。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创始者之一，赢得诺贝尔奖实至名归。学界公认新制度经济学有四个创始人：科斯、阿尔钦、张五常、威廉姆森，其他人如德姆塞兹等，对此也有重要贡献。向松祚说，严格来讲，199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福格尔和诺斯，也算是新制度经济学者，他们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经济史研究。
向松祚对记者说，威廉姆森的著作不太容易读，甚至晦涩难懂，“我花了很大力气总算读明白了他的意思”。向松祚认为，四个创始人里面，写文章最好看的是科斯和张五常。“科斯的学术文章像英国古典散文，醇厚、平和、睿智、优美、娓娓道来、沁人心扉，读起来是享受。张五常的英文写得好，其中文也风靡神州大地。阿尔钦的文章逻辑谨严，不过读起来没有科斯和张五常那样过瘾。”手里拿着一本熊十力著作的向松祚如是说。
“威廉姆森的文笔我实在欣赏不了。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译本。我翻了几页，坦率地说，实在翻不下去，不情愿掏腰包。”向松祚说。听讲座或许是好的选择。
四个老师和三个问题
威廉姆森在公开场合说，他有四个老师：科斯、钱德勒、阿罗、西蒙。威廉姆森从科斯那里学习交易费用理念，从钱德勒那里学习企业史，从阿罗那里学习企业组织原理和风险及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理论，从西蒙那里学习企业内部决策机制。
据此，向松祚表示，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阐明企业内外的合约和组织结构。大体上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企业内部为什么会有那么复杂的组织结构、层次结构，甚至是官僚结构；第二，企业组织为什么会从数百年前简单的个体户、家庭企业、小作坊，发展成为今天遍布世界的庞大组织；第三，企业与它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合约安排。
“当然，科斯、张五常、阿尔钦、德姆塞兹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更不用说弗兰克·奈特了。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真正的鼻祖是奈特，他1921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石破天惊，撼人心魄。个人认为，后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无非是奈特思想的注脚而已。”向松祚说。
恰如奈特所说：问题虽然一样，答案各有不同。向松祚说，“过去数千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搞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新制度经济学有多位大师获奖，货币理论也有多位大师获奖，从最高处看，他们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可以不同意诺贝尔奖得主的思想和理论，却不能否认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思想界确实异彩纷呈、创新频繁、大师辈出。关键就是大家能够自由思考。”
探索：以史为鉴，以人为鉴
对于威廉姆森的贡献，向松祚说，威廉姆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企业演变的历史—— 从几百年前的家族企业演变到现在跨国公司遍布世界所有角落，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奇观，是值得学者反复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威廉姆森的学术贡献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企业市场竞争与政府监管之间的这几大关系，始终是我们构建经济制度的核心课题。譬如企业的治理结构，是有一个普适全世界的企业治理结构，还是各国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
英美企业比较热衷兼并购，且CEO的收入可以高出普通员工的数十倍乃至几百倍；欧洲企业则强调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日本更加典型，大企业间多是相互持股，与银行也相互持股，形成错综复杂的产业链条和股权链条关系；而中国的江浙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传统上是家族企业主导，这也有它们独特的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到底哪种企业治理结构好？哪种治理结构更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胜出？在这些问题的求索中，威廉姆森的理论有许多可资借鉴。
中国经验挑战西方经济学
不过，谈到威廉姆森、诺贝尔奖和西方经济学时，向松祚反复强调：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很难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来总结和解释。
向松祚说，与西方相比，中国似乎是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从诸国林立、相互厮杀、自由竞争，演变出一套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逐步过渡到了现在的福利经济制度和大政府制度。中国，数千来以来政权大一统、财政统一、经济政策统一，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很自然可以实施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就是从一个集中的计划经济，过渡到相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毋庸置疑，中国借鉴了许多西方的经验和制度安排，但这不是简单照搬：宏观调控、企业制度、国家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和模式都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重视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是对西方经验很好的学习和借鉴。所以，总体而言，我们无法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他认为中国经验是对人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需要各国经济学家去认真总结，当然主要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去总结。所以科斯2008年亲自组织召开 ‘中国经济制度转变30年国际研讨会’，今年也还会大张旗鼓地讨论中国经验。”向松祚说。
“许多人认为，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最好和最重要贡献的人，是张五常，科斯是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实际上，学术上许多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人，并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我们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来论英雄。”说到威廉姆森的中国行，向松祚显然有话要说。
向松祚认为，张五常的许多思想其实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譬如他的三卷本《经济解释》和《中国的经济制度》。“许多人没有认真拜读过张五常的著作，反而将他说成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甚至搞人身攻击。其实，他们要是真正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真正了解张五常的学术理论贡献，他们是不会这么看的。现在个别学生和学者连书都懒得看，连一本书都不愿意认真琢磨。西方学者来了就大声欢呼鼓掌，不管是对是错，就顶礼膜拜、照相合影，忙个不停！这不是让人家笑话、让人家瞧不起吗？把那些金钱和时间拿来自己买几本经典著作好好研究一下，做一点踏实的研究，不是更好吗？张五常的经济学源自西方经济学，其实早就超越了，许多人不去认真研究，却轻信、浅信、盲信、迷信诺贝尔奖和西方经济学。改改这个恶习吧！”向松祚说。
同时，向松祚认为，“从最根本意义上讲，西方经济学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西方经济学不过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部分，西方整体思想有难以克服的问题和麻烦，今日世界大体是西方思想衍生出来的制度，结果仍然问题丛生，西方人自己也在寻找出路。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思想和西方经济学，但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找回我中华悠久高深文化之伟大灵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才能够为中国学术和人类文化开辟新生命！”
清华大学
成立“绿色跨越研究中心”
6 月11日上午，清华大学绿色跨越研究中心 （CenterforGreenLeapResearch，TsinghuaUniver－sity，缩写为 CGLR）成立仪式在清华经管学院舜德楼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宣读了成立清华大学绿色跨越研究中心的决定并致辞。清华大学绿色跨越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跨院系的校级研究机构，由经管学院、核研院和环境系共同成立，挂靠经管学院。
清华大学绿色跨越研究中心旨在充分利用清华大学在经济管理、核能与清洁技术研究、环境科学及其他学科的综合优势，更好地开展“绿色跨越”实践和理论的研究，促进清华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该中心将在科技部等政府有关部门及清华大学的支持下，与美国康奈尔大学以及国内外企业密切合作，提升清华大学在绿色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扩大清华大学在绿色管理领域的国际影响。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杨斌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负责任的商业教育和绿色发展是当今管理教育最热的趋势，清华在这方面没有落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王石、黄怒波对话登山
6 月7日，万科董事长王石、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了一场名为“巅峰对话——海拔8849”的对话。对话现场，王石说，很多人问我你登山不怕死吗，我调侃式回答我不登山就不死了吗?登山本身就是一个直面死亡的过程，这是我登山11年最大的体会，你没有办法回避，必须面对它，能直面就会比较坦然，平时生活当中也会更珍惜生命。
黄怒波说，登山一开始是好玩，后来发现是一种挑战精神、冒险精神——反正我要走，我不能后退，反正我要登顶。反过来做企业也不害怕，山上那么苦，死亡我都不害怕，我就怕这么一个宏观调控吗，有这种精神的企业家，一定能走到最后，企业一定能做大。 陈莉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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