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教育与“管理的努力”

　　焦虑教育与“管理的努力”

　　《管理学家》杂志主编 席酉民

　　各国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纷纷把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即使面临经济危机，在刺激计划中依然加大对教育的支持。比如，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从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资金中安排超过1000亿美元支持教育，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教育拨款。德国在为期两年、总规模500亿欧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涉及教育和科研的经费为172亿欧元，约占总规模的35%，等等。足见教育在一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政府亦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未来10年，将大幅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但从实践界的反应看，大学领导们依然觉得约束太多，改革步履艰难，老师们被浮躁的指标折腾得难以静心于教育和科研，学生们也在躁动的社会环境下日益功利和浮躁，学术腐败『前仆后继』，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抱怨和微词此起彼伏。

　　最近，笔者收到一位著名学者、国外知名大学副校长、曾在国内创办国际合作大学的教育家的邮件，谈及他最近在一所著名的中国大学任教的痛苦感受，使我更加地焦虑。『与我们的合作大学相比，这里的学生很差（inferior），我的观察（一年级硕士生）是：①问及他们的志向及如何实现，几乎没人有清晰的想法；②对基础的数学和物理理解不深，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③好奇心和获得新知的动力不足（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学校？）；④训练很窄，许多课程大纲已过时；⑤许多年的英语学习效果令人失望。现在我才理解，为什么一些国际工程公司不愿雇佣中国大学毕业生，为什么钱学森讲现代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我觉得非常失望，你没有热情我怎么教你？在这里教学令我非常不快。如果继续下去，未来令人焦虑！』

　　我从事高等教育二十余年，其间也管过幼儿和初等教育，总的认识是：初等教育问题的根子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环境，包括家长和社会的成功观，但高等教育自身抱怨得更多的是体制问题，并常以体制问题为借口而不推动自身创新和改革不力。实际上，教育面临的问题有体制问题、社会环境问题、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尽管体制和社会环境对管理和技术问题的解决有着根本性的制约，但在这些问题缓慢改进的同时，管理者依然有很大空间解决管理和技术问题，从而推动教育更健康发展。我们不能一方面执掌教育管理的大权，一方面又经常以体制和社会问题为借口放弃了『管理的努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体制和社会问题的维护者。其实，无论什么情景下，『管理的努力』总有其空间和价值。我在国立大学、独立学院和国际合作大学的实践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建议国家调整教育结构，政府支持少量研究型大学以保持中国科学研究水平，同时运行大量职业和专科大学或社区学院，使每个成人很容易进入并享受高等（职业）教育，而将大量教学型大学推向市场，且打通职业教育向其他层次大学的升级通道，从而使千军万马争攀金字塔转变为根据个人爱好、志向、家庭条件选择学校，激发学习的兴趣和提高教育质量。

　　中国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应为所有公民提供廉价职业教育的机会，这样既会促进教育公平和大学高考制度改革，而且有助于全民族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提高，真正提升中国长期的竞争力，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后劲，还可深层次拉动内需，避免大部分中国人因担心子女教育的投入而限制当下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