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2010陆家嘴论坛于6月25日、26日在上海浦东举行，今年的论坛聚焦“后危机时代”的金融变革。搜狐财经全程视频直播本次论坛。
在6月26日上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全球金融合作与监管体制的变革”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王华庆说，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每爆发一次危机，就会有人呼吁加强监管，西方有一句话叫做“坏记性是变得幸福的法宝”。若干年过后，当市场变得稳定，信心得到恢复，危机的教训就会被抛到脑后，人们觉得监管加大了投资的成本，又会出现放松监管的呼声。就像经济危机一样，监管改革也有周期。因此，优秀的监管者不仅是在危机过后能够提出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市场开始狂欢时保持克制和冷静，实时采取审慎的、逆周期的监管措施。
他表示,当前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总体而言，全球监管合作还主要停留在母国和东道国协调合作上，还主要停留在资本监管的框架里，还不足以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因为金融监管仍是本地化的。
另外，他还指出，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和金融交易的积聚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两大发展方向。跨境大型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中心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大型金融机构的相互进入和金融服务的本地化，会推动各国监管当局的互动和监管规则的统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将会推动全球共同接受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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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王华庆发表演讲 |
以下是王华庆的发言实录：
谢谢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论坛。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金融监管缺失是导致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下面我围绕本次大会的主题“全球金融合作与监管体制改革”谈几点看法。
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每爆发一次危机，就会有人呼吁加强监管，西方有一句话叫做“坏记性是变得幸福的法宝”。若干年过后，当市场变得稳定，信心得到恢复，危机的教训就会被抛到脑后，人们觉得监管加大了投资的成本，又会出现放松监管的呼声。就像经济危机一样，监管改革也有周期。因此，优秀的监管者不仅是在危机过后能够提出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市场开始狂欢时保持克制和冷静，实时采取审慎的、逆周期的监管措施。
当然这需要监管者具备贯穿经济周期的智慧和相当的政治勇气，用理智和有效的措施告诉市场，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可回报，就一定不能忘记人类的美德：勤劳、节俭、储蓄，而不是过度的借贷、过度的杠杆和过度的投机。有效的监管将会推动金融回归其简单、透明、有效的本质，回归其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本质。因此，金融始终不能、也不应该抛弃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根本宗旨。
中国银监会负责中国银行业的审慎监管。2003年成立以来，针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银监会提出了一系列逆周期的审慎监管措施：要求商业银行增加逆周期资本缓冲，中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以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还要增加附加资本，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1%以上，同时对资本质量和结构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一级核心资本要达到80%以上，限制银行次级债发行规模，明确银行互持的次级债不能计入资本，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质量在现在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银监会还实施了动态拨备、杠杆率、更加严格的流动性比率和科学的薪酬机制，对房地产贷款采用了审慎的贷款价值比（LTV）和债务收入比（DTI）等比例控制，以降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等等。通过这些逆周期的审慎监管措施，有效约束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和短期行为，提高了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逆周期的监管政策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定器功能的财政政策一道，构成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谈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我们就会自然地想到监管架构的调整。事实证明，金融稳定和监管架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复杂、叠加的监管架构没能有效防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同样，英国统一的监管架构也没能表现得更好。就像世界上没有一种统一的公司治理模式一样，也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监管架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责任感，而不是监管架构，对一国的金融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一国的监管者如果能够独立地、负责任地做出监管决策，就会增加金融中介和投资者的信心，从而降低风险溢价，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监管架构和监管独立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各国也往往会利用监管架构的改革来提高监管部门的独立性。
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以及监管协作框架下的主监管制度。实践证明，这种监管架构是符合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发展阶段的。比如，此次危机表明，保持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适度隔离有利于防范危机的发生，尤其当金融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银监会始终坚持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防火墙”建设，取消了银行对债券发行的担保，严查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加强银行债券包销的风险控制。
又比如，过度的混业经营增加了机构的复杂度、提高了杠杆率、降低了资本监管的约束力，也是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银监会一直以来都是审慎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综合性试点，做到“能进能退”，明确银行控股的非银行子公司，如果一定期限内达不到同业水平，或者不能为银行主业带来经济增加值，就应该制定具体的退出计划。
再比如，过度的资产证券化打通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降低了银行贷款审查的激励，模糊了自营和代客业务之间的界限，使得银行不再坚持“客户为本”的理念，这些问题在此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银监会坚持审慎推进资产证券化，明确禁止过度复杂的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严格控制不良资产和没有稳定现金流资产的证券化。我们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监管者，我们独立的、负责任的“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政策，将会推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稳健的中国银行业体系。
全球背景下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更需要全球合作。随着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增加，上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于银行境外机构的流动性和潜在的清偿风险，应该由谁来负责监管进行激烈的辩论。1975年的巴塞尔协议确立了跨国银行集团并表监管的原则，1988年的协议解决了各国资本要求的差异导致的不公平竞争，1996年和2004年又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了完善。可以说，巴塞尔协议是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的典范。
当前，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总体而言，全球监管合作还主要停留在母国和东道国协调合作上，还主要停留在资本监管的框架里，还不足以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雷曼公司的清算，也充分表明了跨境清算的法律障碍和政治阻力，即使是建立了统一货币体系、统一中央银行的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主权已经让渡了，金融市场已经统一了，但金融监管仍是本地化的。
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和金融交易的积聚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两大发展方向。跨境大型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中心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大型金融机构的相互进入和金融服务的本地化，会推动各国监管当局的互动和监管规则的统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将会推动全球共同接受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参与制定和严格遵守全球共同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合作。银监会于2009年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全面参与该组织框架下的金融监管对话。我们还参与了二十国集团下的金融监管政策多边对话与磋商，积极参加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的金融部门评估计划，对照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开展监管有效性的自我评估。我们按照承诺，积极推进国内商业银行新资本协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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