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6月26日和27日，20国集团（G20）第四次峰会在安大略省省会、加拿大金融中心多伦多举行。与前三次与会各国面临的衰退环境不同，当前的经济复苏在国家、地区之间出现了步调不一致。各国在经济刺激的维持或退出、金融监管改革、中长期财政整顿和再平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刺激并不难，退出才是更大的挑战。”这是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普遍声音。决策者清楚，危机中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就像潜伏的炸弹，引爆的后果就是通胀和泡沫；另一边，高企的政府债务，又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抬高融资成本。也因此，在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第三次G20峰会时，全球经济复苏苗头初现，各国领导人就已定下，要在下次峰会上探讨协调退出的议题。
不过，九个月前他们并没有预计到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如今的G20国家经济复苏的步调不一致，使他们对经济走势的研判各异。在立场上，G20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主张维持甚至加大刺激、主张财政整顿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6月16日致信给20国领导人时称，“多伦多的优先目标应该是确保和强化复苏。如果信心消退的话，我们还要再次做好准备，迅速、强有力地作出反应，用尽一切必要手段防止经济活动减弱。”6月23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和白宫国家经济办公室主任萨默斯也以联合署名文章的方式，称在多伦多峰会上，财政整顿的时机和顺序应以国别区别对待，不应以牺牲短期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长期赤字降低的目标。
“这显示美国十分关注欧债危机，特别是在近期公布的就业、通胀和房地产数据都显示经济疲软的背景之下对自身经济的担忧更甚。”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欧洲部主管康利（Heather Conley）表示。
与之相对的是主办方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为多伦多峰会定调时，他将协调退出作为三大重点议题之一；财长弗莱厄蒂（James Flaherty）在6月23日表示，“加拿大在多伦多峰会上的主要目标是确保20国共同致力于，将财政恢复到可持续的轨道上。”
主办方的立场并不足怪：加拿大政府称，它在西方七国（G7）中经受危机打击最轻，也是目前惟一已经完全弥补“产出损失”的国家；加拿大在今年3月就实现了就业净增长，也是G7中的惟一例外。
同样支持退出的，还包括自愿整顿财政的英国、日本和德国。三国政府分别在最近公布了税收结构性调整和政府减支计划；被动紧缩的则包括希腊、西班牙等已经或面临“市场惩罚”的国家。
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亚洲和拉美的新兴市场，在维持刺激的同时开始逐步、有序回收流动性，逆转财政刺激。
欧债危机使多伦多峰会变调，协调退出难以达成一致。在康利看来，只有到7月西班牙主权债务到期之后，才能看出11月的韩国峰会是否会就退出时机达成一致。“是需求（包含公共需求）消失，还是债务积聚对经济威胁更大，每个国家都要独自作出决定。”
不过，这并不代表G20各国在退出策略的分歧难以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去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年会上就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各国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逐渐、尝试性地回收刺激措施，同时密切关注实体经济的走势。毕竟，协调退出本就不代表同时、同步退出，各国根据特有形势作出无损于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决策，并公布讨论，已经是G20峰会的主要贡献。
中国诉求
“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是非常合时宜的举措，显示出各国对G20这一最高经济论坛的重视，反映出G20确实能够得出有益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具体结果。”牛津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巴迪（Domenico Lombardi）对本刊记者表示。再加上首次华盛顿峰会前，中国政府宣布了“4万亿”刺激计划，都显示出中国逐步适应和接受这一事实：加入全球治理的决策舞台，并发挥作用。
“虽然中国汇率改革更多出于对中国自身经济形势和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考虑，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也并不会完全消除，但至少在这个时机，中国作出了努力和贡献，接下来就可以提出自身对G20峰会的诉求。”兰巴迪对本刊记者说。
在“再平衡”问题上，发达国家期望的是新兴市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发达国家调整结构，在中期内整顿财政。而目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迫使英美着眼于中期内的财政平衡。最近，美国国会在推动1000亿美元对延长失业救济和州政府财政支持的法案时，已经有两次因无法打平财政盈亏而难获通过。
此外，中国还提出了自身的诉求。从中国在6月18日的表态中不难看出，相对于主办方加拿大关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与贸易三大议题，中国首先期望积极推动IMF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前完成新一轮份额改革，兑现匹兹堡峰会承诺；第二，更多关注发展问题，为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这两点，都是中国代表新兴市场和为发展中国家发出的呼声。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院卡拉斯（Homi Kharas）认为，其中第一个诉求恰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要手段。所谓“平衡的增长”，需要过去由发达国家过度消费产生的需求，由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补上。未来全球增长依靠两大需求来源：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消费，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前者意味着更少的国内储蓄，后者则需要更多投资，二者都需要有资本稳定、可靠地流入。
卡拉斯表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亚洲、拉美和非洲国家都在开放市场、放开资本管制的过程中接受过教训，经历过外资流入突然停止带来的损害。如今，具有足够可信度的惟有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开发银行，他们最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相信，可以提供持续、可靠的资本流入。但问题是，新兴市场愿意注资国际金融机构，但要求更多的份额和投票权，而发达工业化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份额和投票权。
无论在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一矛盾都在凸显。G20能否解决困局，将决定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可能性，也对G20本身的前景至关重要，卡拉斯对本刊记者说。
论战金融监管
在维持刺激与协调退出难以达成高度统一的前提下，G20各国都寄期望于金融监管领域里的共识。临近多伦多峰会，英、法、德提出的“银行税”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对银行短期举债行为包括隔夜拆借征税，通过提高“借短贷长”的成本减少银行业低估风险的可能，预计这一措施将增加年度财政收入20亿英镑；德国和法国也将尽快公布类似的措施；瑞典则早已实施了这项规定。虽然税收收入的归属和使用上不尽相同，这几个项措施还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未来银行业救助的成本将由银行业承担，而非纳税人。
全球化的今天，更严格的监管条例，意味着丧失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三国希望G20其他国家推行相似的措施。但不难想象，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银行并未在本次危机前吸入过高风险，也没有受到重创，对这一提议持反对意见。
关键态度在于美国。实际上，美国是赞同的，只不过采取了不同形式。财长盖特纳年初时就表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中，将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下设一个专项资金池，来源于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金融机构按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比例缴纳的“保险金”，确保有银行出现破产时，政府在对其实施分拆、清算过程中产生的损失来自银行业。目前，尽管金融监管改革草案没有包括“保险金”的内容，但美国政府仍然希望，未来将对资产在500亿美元银行的短期债务征税。
归根结底，“银行税”或“保险金”是一回事，解决的是银行倒闭的成本由谁承担。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仍在于，如何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在大西洋两边形成统一的标准。
截至发稿，美国参众两院的改革草案合并已经接近尾声，对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自营业务和持有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的规定、衍生品市场的中央结算和交易所交易、消费信贷等各个领域，都逐渐达成一致。
从行业角度看，目前美国立法中有不少规定比欧洲更严，比如对信托优先证券，不再视为一级核心资本，要求承销商对发行的金融衍生品持有5％的头寸等。英国巴克莱资本总裁戴蒙德（Robert Diamond）6月23日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金融监管的协调，关键在于避免法规漏洞和规则套利。”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