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政策亟待创新 物业税和地方债改革受关注

　　“中国金融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复杂庞大且持续展开的系统工程，要比较系统地了解把握中国金融发展和改革的脉络，需要系统的连续性分析与对比，探究各种变化的内在机理。”这是日前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在《2010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上 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的观点。就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未来走势，《报告》认为，2010年现有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政策微调在所难免。预计第二季度以后将会出现市场比较敏感的政策调整期，但决策层采取的调控措施将相对温和。

　　CPI上行并不一定预示通货膨胀

　　承接2009年物价走势，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CPI在一季度上行走势的展开，通货膨胀又成为许多人热议的话题。《报告》提出，在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中，CPI的确是衡量和判别通货膨胀的实践指标，但将这一指标简单照搬于中国实践是否合适值得探究。

　　《报告》认为，中国CPI内涵和结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相同。在美国，通常所说的CPI中不包含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等价格因素，因此，它基本上由工业制成品构成。在中国的CPI中，不仅包含了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而且比重还相当高（食品类占比达到1/3）。在这种结构中，只要农产品中的某一重要类别产品（如粮食、猪肉等）价格明显上行，就将引致CPI上涨。在这种差异中，如果简单套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CPI上涨幅度控制指标来对应中国的CPI变化，不认真探究成因，就可能造成误导。

　　例如，农产品价格上行本来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缩小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但将其定义为“通胀”并采取措施予以抑制，就将使这些效应弱化甚至失去，给协调城乡关系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留下种种困难。

　　《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可采取财政补贴等政策。而将这些价格上涨的回落寄希望于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忽视财政政策的及时出台，给这些群体的正常生活带来困难，给社会生活增加不和谐因素。而且由于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一旦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将给众多工商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资金紧缺，从而影响到经济回升的基础。

　　《报告》认为，CPI上行在中国并不一定预示着通货膨胀。但管理好通胀预期十分关键。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关键

　　对于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国家政策不论是“急刹车”还是让其继续发展，都冒着巨大的风险。前者可能令一些长期的问题被提前引爆，可能造成信贷、投资和经济的“硬着陆”；后者则会令风险继续累积，埋下更大的隐患。《报告》认为，较为稳妥的选择应是对现有的债务和投资尽可能进行梳理和规范，同时，对日后追加的部分严加控制。具体做法上应分类处理，对符合地方长远需要的基建项目，即使有超前投资和低效益的情况，也应尽可能地加以保护，因为放弃的代价可能更大；但对于那些违规的和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部分，应坚决叫停和清理整顿。现金流量良好的融资平台可以引入民营资本，夯实其资本充足率，以公益项目为主的融资平台需要落实或加强第二还款来源，提前进行贷款重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积累是中国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尚不彻底的体现。因而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关键。要实行“有进有退”的调整，从“越位”领域退出，填补“缺位”领域，真正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同时，应促进政府债务显性化、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政府投资领域、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的硬约束，改革“土地财政”的收益方式。

　　重点应放在物业税和地方政府债券改革上

　　在全球金融危机接近尾声的当前，各国都面临反周期政策适度退出的问题。2010年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年，如何有效地实施“退出”是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

　　《报告》认为，2010年财税体制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在2009年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积累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下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其背后都反映了现有财税体制存在的弊端。今年改革重点应该放在物业税和地方政府债券改革上。同时，财政政策需要更加重视民生、财政政策迫切需要创新；另外，财政政策的内外协调更加重要。

　　就金融而言，《报告》认为，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大幅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原因之一是包括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严格资本标准以及约束贷款出表等审慎监管措施的强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传统货币工具的使用；另外，根据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预测，2010年CPI将处于2.5%至3%的温和增长态势，不必过于担心。

　　而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危机管理及其退出更是引人关注的问题。危机管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者信心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催生了信贷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资产泡沫，因此，危机管理货币政策的退出是维护未来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在2009年中国就开始有步骤地退出了，危机管理的激进货币政策操作。至于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何时退出，《报告》认为，则要视以CPI增长率来衡量的通胀率的变化、国际收支失衡的变动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诸多因素而定。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