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士康跳楼事件看农民工问题

　　在深圳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后，胡锦涛总书记作出紧急部署，涉及有员工在深圳富士康的十个省市派出工作组开展慰问工作。作者有幸作为四川工作组的一员，全程参与了在深圳富士康的交心谈心工作，同时参观了厂区、车间，体验了员工生活。工作之余，作者对富士康跳楼事件也作了一些思考。

　　深圳富士康在龙华、观澜的厂区有45万员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工。工厂生产自动化程度高，生产生活秩序井然，员工待遇在电子制造行业中也不算低，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很知名，怎么就发生了员工连续不断的跳楼自杀事件呢？带着这个疑问，企业、媒体、政府都想探索个究竟，中央甚至派出了高级别的四部委调查组。在中央部委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可谓众说纷纭。外界很多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没有人文关怀；企业自己认为跳楼多为情感不顺、家庭变故，还有新生代农民工吃不得苦等原因所至。依作者的观察，跳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是各种问题积累在一起的总爆发。从农民工这个群体到企业，从企业到政府，各个方面都应该反思，都应该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如何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心理素质，增强抗压能力。对企业来说，如何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减轻工作强度，提高薪资待遇，增加人文关怀，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对政府来说，如何尽快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搞好公共服务，开展心理咨询，建设亲情家园，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如果说农民工增强抗压能力、企业增强竞争能力分别是一种自觉行为、市场行为的话，那么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一种必须的政府行为。

　　农民工现象是所有国家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的必然产物，但农民工问题是我国所独有。从改革开放那天起，我国就有了农民工，就产生了农民工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早一天解决农民工问题，我国就早一天扫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做着城市的事，但在城市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公共服务，无论在城市打工了多少年，之于城市仍然是匆匆的过客。城市不要钱的公共服务农民工享受不到，需要钱的地方农民工又消费不起，之于城市农民工始终是陌生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融入社区，后果是严重的。一是不能成为城市稳定的劳动力。农民工在城市居无定所，始终在飘泊，稳定不下来。城市经济要继续发展，又需要稳定的劳动力。这种僵持状态下，今年各地开始出现了程度不等的“用工荒”，有可能会愈演愈烈，应该算是给我们敲响的警钟。二是不能成长为优秀的产业工人。农民工不是城市的一员，城市不是他的家，他就始终受着小农意识的束缚，认识上落伍，行动上掉队，职业技能提不高，整体素质起不来，直接影响着产业升级和经济质量。三是给城市带来不稳定。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不能安居乐业，又没有家的约束，他自己不能安定，城市也难稳定。四是导致农民工交流范围狭窄心路堵塞。农民工蜗居在厂区，长年累月重复车间——宿舍——车间的生活轨迹，与城市没有交流，又没有亲情的支持，很容易造成心理障碍，一遇心中有事就化解不开，走向极端。富士康跳楼事件里，恐怕也不能排除这个因素。作者今年5月份深入到在上海、福建打工的农民工中调查得知，从四十几岁的老一代农民工到二十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今后不会再回到农村居住。

　　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也盼望着融入城市。顺应这个趋势，政府应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农民工融入城市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变成市民。这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

　　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企业是要讲成本的，企业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不要指望企业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服务。很多服务性的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只因我们一些地方政府懒于服务，造成了公共服务的极不到位。或因减税让利招来企业，最后无力提供公共服务。从深圳富士康来看，龙华、观澜3、3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容纳了45万人，除了车间、仓库、研发、管理房占地等，剩下不多的地盘供员工生活、休息用，厂内的生活、娱乐设施也仅能保证简单又简单了的需求。作者也到过其它很多工厂，比较起来，富士康还算好的。试想一下，45万人的城市应该占多宽的地盘？多少机构多少人为它服务？回过头来看深圳市政府为富士康建了多少配套设施，提供了多少公共服务？据我们在和富士康四川籍员工交谈中得知，他们盼望的是厂区周边治安好转，子女有学校上学，有条件稍好的医院看病，有设施齐备的体育娱乐场所，上深圳的户口不要难上加难。经济发达、财力雄厚的深圳市为农民工的服务都是捉襟见肘，其它的城市就更难说了。对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少，农民工的问题就会越积越多，最后不得不爆发出来。 政府应把为企业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城市发展步调一致，建设好配套设施，提供与市民无差别服务。

　　给农民工更多的自主管理空间

　　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流向由东到西，由北到南，形成了内陆地区的十个省市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沿海几个省市为劳动力输入大省。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为例，35万输出人员中，有50%到了广东。这些人员离乡背井，他们戏称自己对于家乡来说是“华侨”，聚集在一起总想有个照应，想成立同乡会或农民工协会。这个想法结果在输入地遭到否决，给出的原因为，一个地方的人聚在一起，形成地方势力，当地政府不好管理。在富士康与四川籍员工座谈期间又了解到，同乡同厂认识的少之又少。

　　农民工在工厂基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劳资双方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这种状况下，狠心的资本盘剥农民工就是没商量的了。

　　政府应该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念，给农民工以更多的自我管理空间，赋予结社的自由，成立工会组织的自由，让他们的心理在自己组织里放松，让他们互帮互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给农民工以关爱

　　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农民工问题又迟迟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一些人容易产生悲观、厌世的想法，甚至走向极端。政府、社会慈善团体就应适时地成立心理咨询机构，比如咨询电台、电话求助热线和心理门诊等，及时免费为需要帮助的农民工提供咨询服务。

　　由于未婚的农民工与本乡本村的同龄人打工在不同的城市，一年没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天天工作在流水线上，与社会接触的少，一些人的婚姻大事难以解决。我们在富士康座谈中了解到，很多青年男女处不上对象，大龄青年还较多。政府、社会团体应该给他们以关爱，举办形式多样的牵线搭桥活动，解除他们成家的烦恼。

　　让农民工春节顺畅回家

　　家是人类的细胞，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千千万万的家庭各散五方，父母、兄弟姐妹各在一方打工，一年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候。春节本是一家人团聚的时期，因回家的人多，一票难求，回家成了农民工的奢望。有的因车难赶，加之假期时间短，几年都没有回过家，真成了家乡的“华侨”。我们在富士康座谈期间，老乡们特别呼吁解决他们春节回家的问题。若是这次富士康跳楼的人，能及时得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感召，也许有些人会放弃轻生念头。政府应花大力气解决东西、南北交通问题，让农民工春节回家不再成为奢望。 (来源：李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