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桓：个税改革要开源 当务之急是完善交税项目

    提高个税起征点呼声由来已久，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直没有实质性的举动。个税改革并非仅仅是一个调整起征点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比如说起征点的确定方式，合理的税率设计，以及个税征管很多其他的内容。7月15日，搜狐经济学人论坛就个税问题展开探讨，以下是现场报道：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搜狐-刘丹/摄）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个税应该起什么功能？我个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只能是调节功能，如果政府指着个人所得税去活的话，那就很困难。所得税为主的国家需要很多条件，第一个公民纳税意识很强，第二政府对纳税人保护很到位。第三跟公司制，第四个核算水平，第五个税务管理能力等等，我们国家这些条件看来短期内很难达到。中国税收改革个人所得税比例提高在近期我们认为不能有太大指望。

　　个人所得税既然是起到调节作用，怎么调节是最有效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这么多人纳税，在80年代、90年代初那种以计划经济影响很大的年代制定的税收再调整现在社会应该是力不从心了，从80年代个税改革到现在九次变化，基本围绕一点就是起征点高与低。80年代起征点800块钱的话，当年我就知道没有人有这么高的工资，伟大毛主席他挣403，你说我们挣多少钱，他这样的人物不要纳税的，要纳税极个别的。1981年北京市工薪阶层纳税中国人全北京市7个，现在800万。那种程度上制定的税法可以想像，如果现在再不进行个税改革确确实实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不公平，对高收入阶层来说不公平的，因此两头都不讨好情况下，既然对改革对财政收入无碍大体，又可以有利于国民，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呢？因此我认为调节功能放在第一位。个人所得税虽然在我们全部收入当中的比重是6%左右，但是它的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像北京市这样的城市目前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大的，像一个海淀区它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大概占全国1.5%，这个区域它的个人所得税比重，对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影响很大的。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不仅从微观上，还要从宏观上讨论，个税改革舆论有各种各样阶层，经常有人问我，总让我交税，让我交税有什么好处，从原则上来说中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与民，取之于我这个民，用之于那个民有什么关系吗？因此对应性是很差的。整个国家财政体制，整个社会保障体制，这个问题不能功利地看。之所以这些年没有改，其实说句心里话，也不是税务局不想改，他也想改，但是后续问题怎么解决，他也解决不了。全民不要关注个人纳税多少钱，还要关心整体税制，整体的政治体制，整体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把它合在一起稍微好一点。

　　标准问题我很同意孙教授所说的，过去说标准的时候，八百元起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是骑自行车的，那时候骑得速度很快我觉得锻炼身体。但现在再让我骑自行车我骑不动了，因此要打车，一打车往返200块钱，一个月去两次机场400块钱，这种说明有点奢侈了。虽然说汽车代步这是一种趋势，但是政府计算它的必要费用，把打车钱算在必要费用那就不得了。因此对标准的确定还是从百姓基本吃住，有一个最低限。

　　我还是同意王教授的说法应该是指数化，几年前我提过指数化，像美国一个洲，是按照你的物价指数，如果CPI指数上涨3%，第二个月马上工资涨3%，这叫给人进行补贴，如果下个月CPI指数下调1.5%，用这个办法调工资。但是我们调工资问题薪酬体系太复杂，但是我想政府统一控制的CPI指数，和扣除标准的情况挂钩是能做到的，我们再复杂的水平都可以做到，应该随着物价指数上升和下降有所表示，这是符合必要费用扣除额基本定义。

　　这样一来要求居民要关注统计局几个数字，大家关注几个数字，第一个地震局说什么地震，什么时候震不知道，什么时候不震他知道，这个事情很怪。第二个天气预报，说明天不下雨，第二天下雨，大家意见很大，意见大说明它的重要性。第三点说今天上午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关注在于你公布这个指数，意味着菜要涨，肉要涨，如果有朝一日，这时候一公布，我的必要扣除额会增会减，那时候大家更关注，那时候对统计局工作会更促进。和统计数字挂钩，和CPI指数挂钩，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有可能实现的做法，从技术上角度解决不难，就看政府愿不愿意做。

　　唯一的困惑在哪？指数一公布，地方算财政收入恐怕会忽然发生变化。目前必要费用扣除额2000元暂时不动还可以，但是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我风险投资我可以免税，风险投资失败以后是可以抵扣税额等等用这种办法表达它的意思，给百姓减税办法很多，希望大家眼光放得更远一点，更多一些，当然希望咱们的媒体对我们这样的专业观点多多报道，反正百姓知道我的做法什么样子。

　　全国之间各个地方是不联网的，比如在上海有收入，在北京有收入，这个收入很难合在一块去，这个属于地方封锁。第二个银行目前对居民基本收入信息是了如指掌的，银行目前有一个制度，不管全国哪个地方存款，归到总帐户去，通过银行要有数据接通的话，这个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目前要打破部门封锁，和地级封锁，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网民或者专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是能够意识到，我们是可以出主意的，但是问题看目前部门利益能否打破，政府最高权利部门能否下决心，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有助于个人所得税的改善。

　　前段时间去上海做调研，上海方面提出比如说银行高管，他们的税收是很高的，但他们来自于全球海外的高管，中国的40%税高逼得他们在海外建立一个分支机构，把钱存进新加坡，存进香港，它的费率比中国大陆要低。这个办法产生一个两难问题，如果很高的话，他不来，走几个经理人由公司权衡，对我们国家就业，国民收入，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是不好的，如果税率低的话，一年几百万，上千万不纳税也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办法，第一步，把人留在中国，把钱留在中国，第二步，区分钱干什么用，比如说我投资买个基金，我投资买个风险和股权，可以扣税。如果就是存款低税，如果消费有消费税等着你呢，挣完钱以后，只要不贪污受贿，钱本身不是罪，对钱本身动手说明你对钱有仇，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钱拿出来以后看你怎么花？看你第二步怎么做？西方国家改革也在反思个税这么高是不是一定好？我们不能认为个税高比重越高一定越好的事情，当年迈克尔伯金斯来中国，他就谈，其实中国扭转税比较多是好事情，美国个税多反而不好。因此他非常建议中国发挥良税作用，消费税，很赞成在中国突出消费税等等的作用，而淡化大家对个税这方面的理解。比如买了东西，觉得我很好，我税40%，要买就买，你给国家做贡献，如果从我兜里偷40%钱我就不高兴。人们这种纳税心理一定要把握的，中国很多决策不考虑人性本身，当然人性有恶的有善的，还有隐私的。你的政策如果违背人性的话，你去做恐怕会受到很大抵触情绪。

　　我们为什么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不能顺势而为呢？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基于此，我对个税改革，我并不给它给予很大希望，在中国这个改革循序渐进的。当务之急是改什么？改那些该交而未交的项目，比如炒房子，一百万房炒五百万，应该交个税，个税改革应该集中精力解决这些问题。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之下，纳税使利润财富增加，社会公平条件下让更多人变成纳税人，而不是变成不纳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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