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太平轮

　　　两岸海祭太平轮遇难者的次日，我接到深圳导演刘乃哲的电话。刚刚看到我的报道，作为遇难者家属，他忍不住想要述说自己的故事。刘乃哲的父亲和前辽宁省主席徐箴是好友。而徐箴在辽沈战役国民党全败之前已离职，凭着与太平轮股东蔡天铎熟识的关系，徐箴一家都弄到了船票，与他们一同登上末班太平轮的，还有刘乃哲叔叔家包括用人在内的一二十口人。

　　叔叔已经先一步去台北买房，是刘乃哲的堂兄回上海接他们，身上绑着金条一同踏上去台湾的不归路。很快，刘乃哲的父亲看到太平轮失事消息，报纸上刊登的遇难者名单中，既有徐箴，也有叔叔家人的名字，他们没有一个人逃过此劫。叔叔从台北赶回上海，兄弟俩抱头痛哭，慨叹“采得百花酿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大时代的逃难背景，深深印在了尚且年幼的刘乃哲心中，直到今天，他仍有要拍一部太平轮电影的冲动。

　　1949年1月27日深夜的那场海难，让千余人永远失去了到达基隆彼岸的可能。这场中国近代最大海难——“东方泰坦尼克号”的别离故事，因两岸的首次海祭，而再度升温了一甲子前凄惶的悲情。当我把刘乃哲的故事讲给张典婉听，她说：你也体会到那种被主动找上来的故事，推着向前走的感受了。

　　2004年底，张典婉参与采访拍摄《寻找太平轮》纪录片，走过最初的困难期后，不断有人找到她，讲述与那一夜船沉海底攸关的往事。这促使她在纪录片完成后，又欲罢不能地将更多的新故事写在了 《太平轮一九四九：航向台湾的故事》这本书中。

　　人物故事，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这中间，有叶伦明和葛克奇迹生还的经历，也有黄似兰、王淑良、吴能达、邓平等遇难者亲属被船难改变的命运……在那个烽火连绵的岁月，能拥挤着踏上太平轮的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的故事更能反映个体命运在劫数面前的无力与无着落。

　　但张典婉的叙事不只在遇难的那班太平轮，还有在此之前，经由太平轮穿梭两岸的那些人物传奇。他们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其生命中与太平轮的短暂交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那弯浅浅海峡间曾有过怎样的勾连与失散、渊源及仇雠。

　　这并不是一本简单由众人口述拼接而成的书，张典婉还查阅了尘封在台湾省咨议会与上海档案馆的相关文书，并从当年报刊及近年零散的相关研究文章中寻找线索，从而使篇首对太平轮事件始末的勾画，相当翔实立体。

　　不过，也许是过于匆忙，有些细节的描述有误，譬如叶伦明被澳洲军舰救起后，似不如她所记述的那样，“回到（上海）鸭绿江路老家，因为才从船难中死里逃生，他对船行远方甚有恐惧，只能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传达死里逃生的心情与思念，可是所有信件却被原封退回……”叶伦明在船难后，曾回台北与妻子相聚，真正的分隔是在他只身再度前往上海的时候，两岸开始阻绝，书信都已无法传递。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本时，这些细节可能被修正。

　　没有大陆故事，是繁体版《太平轮一九四九》的最大遗憾，它使两岸的太平轮拼图缺少了镍币另一面的丰富样貌。不过，这次海祭前，通过媒体报道得知消息而参与的大陆人，竟意外比台湾人还多，他们的故事也将出现在即将面世的大陆简体字版中。

　　让我迄今仍感怀不已的，是陈永宽父亲掩埋遇难者的故事。在太平轮出事后第三天，即1949年大年初二早上，浙江岱山县长涂镇东健社区四条出海的渔船在三星岛 （出事地点白节山以南）附近，曾遇到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女子。“她穿着救生衣，身上还有热气，处于昏迷状态”，渔民们将她搭救上船，用火烤暖，但仍旧未能救活她。该女子30岁左右年纪，身上有个小卡片，写着她的名字为张桂英。

　　陈永宽的父亲等人将张桂英尸体装入木箱，在码头附近入土掩埋，吸引好多邻人围观，现在80岁以上的当地老人基本都知道这件事。陈永宽的父亲第二年就去世了，临终前还嘱托十余岁的儿子设法联系到张桂英的家人，但61年来，一直未能如愿。有时，他们也在坟前上一炷香。

　　《舟山日报》转载太平轮海祭消息后，陈永宽与张典婉取得了联系。张典婉在张桂英墓前拍了照片，正尝试寻找其家人。张典婉年初发起成立太平轮纪念协会，我有幸在台北参加了协会成立仪式，并为太平轮的悲情故事深深打动。电影《泰坦尼克号》需要借助虚构的情节赚取眼泪，太平轮永远不需要——尤其是，生离死别的记忆中，还有大时代军事对峙与社会离散的背景幕。

　　听说和 《太平轮一九四九》一样，2009年台湾另一本攸关1949的畅销书《巨流河》也在洽谈简体版业务。但与《太平轮一九四九》仅需很少量的删减不同，《巨流河》恐怕要大动筋骨。两本书的作者，在对国共内战的时代背景处理上，迥然不同。齐邦媛（《巨流河》作者）带有更多亲历性的直言不讳的批判与反思，而张典婉作为后来者和局外人的超脱，使她书中的政治表达，更多是和解。

　　和解，无疑已是两岸交往的主基调，当然这不妨碍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也惟有在跳脱各拥其主的单向检讨之后，和解的基础才真正有稳固的可能。太平轮的沉没曾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而今，告别太平轮，会成为太平盛世触手可及的两岸愿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