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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我国外向型模式转变与国际收支结构调整

来源:金融时报
2010年07月19日11:10
  张燕生认为,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中国旧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要走出目前内外失衡的困境,亟须 加快我国外向型模式转变与国际收支结构调整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增长方式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尤其是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模式面临着 严峻的新挑战。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接受《理论前沿》周刊专访,就此发表个人观点,他认为:外向型模式未来的转变,首先,是从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到改善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其次,是从外向型发展转变到内需为本的大国战略上来,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发展。再次,是从前30年“被”分工转变到主动参与分工上来,积极推进商品、投资、银行等相关服务全球化、人民币区域化,逐步构建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记者: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全球经济失衡正日益引起各方关注。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与投资不均衡是失衡的根源,全球经济发展应当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而胡锦涛主席曾在G20匹兹堡峰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在您看来,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背后有着哪些深层原因?

  张燕生:首先,全球失衡与全球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有关。在全球化环境中,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只是表象。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趋势。随着全球金融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大大增强了华尔街、伦敦城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动员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在缺少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条件下,发达经济体先后制造了IT泡沫和金融楼市泡沫,在国民负储蓄的条件下仍有大量过剩资本,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创造虚拟需求,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结构缺失是问题的核心。

  其次,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失衡调整的责任更增大了失衡调整的代价。如果全球经济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金融失衡,那么,积极推进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合作建立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对冲体系及制衡机制就变得十分重要。然而,失衡矛盾的焦点被引导到贸易失衡,导致货物贸易逆差国(如美国、英国、法国)与顺差国(中国、德国、日本)之间的利益冲突正在显性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国际压力增大。

  再次,全球经济失衡是过度强调经济自由化和便利化,有意识忽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如果只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就一定会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然而,现代全球化就存在只强调效率而严重忽视社会公平的倾向。对于多哈回合谈判、低碳、能源、金融、货币等重大议题,特别是涉及全球失衡调整代价的分配时,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对外转嫁危机和调整责任,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问题。如果全球治理结构缺失的矛盾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失衡的根源就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记者:中美贸易不平衡经常是全球失衡的热门话题,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张燕生:美国是全球经常项目最大的逆差国,中国是最大的顺差国。然而事实证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分工的必然结果。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既因双方统计数据差异,也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形成的顺差转移,还有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等原因。据世贸组织统计,美国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在1948~2008年从21.7%降至8%,低于中国和德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但美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1990年的22.05%略升为2005年的22.54%。联系到美国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实,说明美国早已完成了跨国公司生产链的全球配置,美国货物出口比重下降的现象,掩盖了其货物贸易全球控制力显著上升的实质。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如2000年和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为241亿美元和2981亿美元,不到10年增长了12倍。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同期分别为451亿美元和2967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等于或大于贸易总顺差。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是贸易总顺差的135%。加工贸易是全球工序分工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一项研究成果发现,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加工出口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分别为16.6%和28.7%;远低于美国对华出口的45.2%和88.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大户,但其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仅为12.4%和19.0%,在制造业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及贸易顺差跨境转移的结果。据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达490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总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6年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约有65%是在高新区等特殊区域完成的。其单位价值往往比在美、日、欧生产的同类产品低几倍、几十倍。中国只是承接了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值生产环节,如高技术产品中的包装、五金配件、塑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工序。

  美国高技术产业和军事工业在全球居于独霸地位,却对其高增值、高技术产品设置了出口限制。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和矿产品占比13.86%;工业原材料约占17.36%;机电设备零部件21.02%;高新技术设备10.76%。即使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的比重超过了高新技术设备出口,美国大豆出口已经造成中国大豆行业全行业亏损,美国有参议员还在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记者:下一阶段,中国贸易顺差是否会继续上升呢?

  张燕生:我认为不会。

  首先,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正快速上升。预计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基本转移完毕。当中国低成本的要素禀赋优势发生变化时,加工贸易的对外转移将成为趋势,从而带动加工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

  其次,国外承接低成本工序的转移地正逐渐成熟。如印度的劳动力资源更年轻,人均收入更低,绝对人数更多,很有可能成为全球低成本劳动力的新供给地。如15~34岁人口组,中国有380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而印度有3829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中印之间差距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率和基础设施条件上,但随着外资大量进入印度基础设施领域,这个差距在迅速缩小。

  再次,中国正实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政策。预计从“十二五”规划时期(2011~2015年)开始,中国将更加重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重视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发展的贡献,更加重视汇率、利率、价格和货币等名义总量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从而引致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

  最后,外商来华投资的构成正发生变化。如在华生产并本地销售的外资比重在显著增加;房地产等服务类外资的比重在大幅上升;来自避税天堂或自由港的外资增长率更高,也会引致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的趋势性变化。

  记者:近年来,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成为所谓的“重要”升值依据。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张燕生: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不会明显减缓全球经济失衡。事实上,人民币小幅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失业。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6.7%,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而2008年8月人民币重新钉住美元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不升反降。2009年逆差为2268.3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了14.8%。如果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大幅升值,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能会减少,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增加,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跨境转移,美国贸易总逆差并不减少。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中国的出口部门将遭受沉重打击,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会更严重。中国内需萎缩将显著减少从美国的进口,使美国扩大出口和就业的预期落空,反而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失衡形势。

  当前,无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经济环境如何演变,中国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渐进、可控、有条件地推动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可以预见在“十二五”规划期内,扩大内需和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将是中国实现内外均衡与促进结构调整的重头戏。

  外向型模式调整与国际收支结构改革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区域推动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在迅速发展的改革实践中,这一质疑是否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呢?

  张燕生:在中国,“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战略取向及利弊比较;加工贸易的作用和转型升级方向;国际分工地位及进口的作用;“市场驱动型”与“成本驱动型”外资的综合成本与效益比较;跨国公司在股权、市场份额、品牌和技术上的产业控制;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和耗能产业;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资产的性质及多元化运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问题一直有各种不同观点。

  但在经济实践中,由于坚持了“先试点、后推广”、“摸石头过河”、“路径依赖”、“发展是硬道理”等发展理念,通过建设各类开发区,构造空间集聚和产业集群的新增长级;通过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的新经济部门,大大缓解外汇和资本短缺的发展瓶颈;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冲破了旧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率;通过开放竞争与国际合作,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结构和内生性增长因素,国民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业绩。

  然而,在新形势下,这种发展模式开始呈现难以为继的状况。因为近年来中国已经度过了外汇和资本严重短缺的阶段,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余额快速上升。在国际收支顺差大部分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的同时,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局面日益变得严峻。

  记者:这一变化带来了哪些具体问题?

  张燕生:首先,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造成实际资源长期净流出。不仅使能源资源及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达极限,而且由于净出口增长与国民福利和生活品质提高不同步,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为此,加快推进产业和出口结构调整,提高成套设备和零部件贸易出口比重;鼓励一般贸易发展,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将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贸易环节转移出去,鼓励国外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及服务贸易的进口,降低消费品的进口壁垒,增进国内居民消费和生活品质多样化,以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已迫在眉睫。

  其次,长期偏重于“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影响经济福利增进。在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大致在6%左右,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近70%,资产净收益率很低;而在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约60%,资产净收益平均高达20%以上。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占比始终在50%以上,2009年外资企业创造的贸易顺差占贸易总顺差的比重高达73%。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已影响到本地市场经济因素的发育和成长。下一步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促进资产组合多样化。包括鼓励企业到海外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境外分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研发、设计及创新中心,境外能源和资源供应体系;形成出口零部件,进口最终产品的新模式;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动“私人资本流出”,实现国际收支自主项目的基本平衡。

  再次,国家外汇资源转化为央行外汇储备资产造成国民福利净损失。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2007),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应保持在6000亿~8000亿美元左右,多余的部分应逐步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按照“藏汇于民”的原则多元化管理和运用,除用于金融投资组合之外,更多地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加大战略性资源储备及关键技术设备的成套进口;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等。

  记者:在加快国际收支结构调整的进程中,我们未来需将着力点放在哪些方面?

  张燕生: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中的潜在风险值得重视:一是未来的5~10年内,要重视加工贸易顺差可能出现的拐点变化;重视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到新竞争优势转型可能出现的停滞期;重视过度追求跨境服务顺差可能对出口部门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二是未来5~10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低速增长并存,将显著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证券投资及私人对外金融投资将明显增加,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将增大;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更富弹性和灵活性,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加快等,都会增大金融风险,使金融监管和信息披露,金融系统性风险对冲,确保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等工作变得更加重要。三是确保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需要持续提高对外投资收益和“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在经常项目差额中的比重已降到84%,投资收益顺差的比重已升至15%。持续改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资本和金融收支的效益和质量,是国际收支结构趋于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总之,要走出内外失衡的目前困境,一要坚持“本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大国战略;二要逐步形成“零部件、中间产品出口为主,能源、资源和技术设备进口为主”的贸易体系;三要推动创新和人才“引进来”,商品、资本、人民币、银行服务“走出去”的开放经济新格局;四要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集团,提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在未来30年内逐步构造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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