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助力“城市矿产”发展

　 开发“城市矿产”，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对我国经济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希望通过支持示范基地建设，一举扭转目前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规模较小的局面

　　文/本刊记者 赵沛楠

　　专捡美国废纸的“国际破烂王”张茵，一举超过无数矿业、地产大王，成为2006年的中国首富；专捡国内外废铁的“钢铁大王”吴岳明，在股市上出手就是几百个亿；深圳一家专捡国外“电子垃圾”的民企，仅用４年时间，生产的监视器就排名世界第5，成为中国电子行业的出口“老大”⋯⋯……

　　这些不绝于耳的新闻向我们指出：原来最好的资源矿产就在城市。再好的铁矿资源产出率也比不过废钢；1吨废线路板可提取400克黄金，是世界上最富的金矿；过去需要花大钱焚烧、填埋的废塑料，如今卖到每吨1000美元。我们恍然大悟，垄断了美国垃圾的犹太人，已经靠这座与消费同步增长、永不枯竭的“城市矿产”而大发其财。

　　城市矿产缓解资源困境

　　据新华网报道，在6月1日举行的“2010年循环经济政策聚焦暨首届循环经济10大新闻评选结果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巡视员何炳光表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提出开发“城市矿产”。如资源匮乏的日本，通过实施《家电再生利用法》，每年大约有6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而《汽车再生利用法》可使几百万吨的垃圾变成再生材料。

　　他在同一场合表示：“日本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就提出来要大力开发‘城市矿山’，要变资源小国为资源大国，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据的，他们要每年回收３亿部旧手机，从里面提取大量黄金，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大的资源战略”。

　　何炳光还表示，目前资源再生产业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这项资源战略对我们国家来说也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具有战略意义的45种矿产资源，很多在一定程度上短缺，很多重要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比如我们的铁矿石、石油等，对外依存度相当高。开发‘城市矿产’，是对我国经济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而与此同时在利用过程中也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城市大量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已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目前，中国以每年50亿吨的矿产资源消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1“资源消耗超级大国”。按照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刘强的估算，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3个地球的资源。

　　而有调查显示，经过工业革命300年的掠夺式开采，全球80％以上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并以“垃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总量高达数千亿吨，并还在以每年100亿吨的数量增加。而靠工业文明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正成为一座座永不枯竭的“城市矿山”。

　　目前，发达国家资源再生产业规模已增至600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可达1.8万亿美元，仅美国的再生产业规模目前已达2400亿美元，超过汽车行业，成为美国最大、就业人数最多的支柱产业。

　　在我国，据有关部门统计，“十五”期间，中国回收的再生资源总量约为4亿吨，年平均回收量在8000万吨左右，年均增长率在12%以上；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值超过了650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0%。虽然我国的再生资源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我国再生资源产生量和需求量相比，与发达国家对再生资源的利用情况相比，均有很大差距。数字既反映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显示出我国“城市矿产”资源开发还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

　　但多年来，中国没有投资一个有规模的资源再生项目。再生企业现代化、产业化程度在600个行业中都排在末位。

　　日前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用５年时间在全国建成３０个左右技术先进、环保达标、管理规范、利用规模化、辐射作用强的“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以提升“城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探索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矿产”资源化利用的管理模式和政策机制。

　　《通知》一出，“城市矿产”立刻成为热门搜索词，这个对废弃资源再生利用规模化发展的形象比喻，是指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和蕴藏于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工具、汽车、家电、电子产品、金属和塑料包装物以及废料中，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贵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

　　国家发改委也希望通过《通知》的发布，带动30个左右的示范基地建设，一举扭转目前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规模较小的局面。

　　方向：资源利用深度化

　　在上述发布会上，何炳光表示，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的这项工作中，对开展“城市矿产”提出了７大任务，即“7化”的要求。如资源回收网络化，可以是生产企业自己建立回收企业，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化回收体系。“利用规模化，也就是说不是小打小闹的，所以《通知》有5条入门条件，一条就是现有的资源利用总量要达到30万吨以上，这是要有规模化。还有，环保设施要集中化、管理园区化等等”。

　　在他看来，目前发展“城市矿产”更多考虑的是资源深度化，通过企业集群，将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小企业集中起来。在产业层面，由各个园区部署相关产业集聚，从初级的回收、初级的拆解，到进入深度加工资源再利用，使资源利用能够真正深度循环起来。

　　目前，许多城市废弃物未能进入正规循环处理企业而是流入非正规渠道。而小的加工企业对于废弃物的处理简单化，造成资源的白白浪费；一些与再生资源加工处理相伴的环境污染物未能妥善处理，甚至造成2次污染。

　　在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爱国看来，没有经济效益的“循环”，既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也得不到社会支持，难以为继。这就是说，发展循环经济，既要“循环”，将废弃物转为再生资源，取得实质性进展；更要“经济”，将再生资源持续有效地再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并具有显著效益。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地回收企业积极探索新的回收利用方式。如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广东清远建设了中国第1家再生资源示范基地。既为“珠三角”经济圈发达的制造业提供重要的工业原料支撑，同时也为清远这个“广州后花园”提供优化生态环境的可靠保障。而宁波金田、天津子牙与四川西南3个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示范基地，对于资源产品高附加值利用也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原料来源困局待解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欢政教授介绍，按照普通家电产品10—15年的寿命估算，国内每年废弃的电器和电子产品已经超过2亿台，其中包括至少500万台电视、400万台冰箱以及500万台洗衣机。这些电器的主要器件中含有大量的金属物质。

　　杜欢政同时告诉记者，已经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也为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促进资源综合利用首次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行业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缺失、废旧物资回收技术落后以及社会认知不足等原因都导致还有相当数量的废弃物尚未进入规范的循环体系之内。记者在采访中也经常碰到再生回收企业“吃不饱”、等米下锅的困局。

　　刘强表示，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循环经济与资源再生。建立健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集中处理体系，加快回收企业和电子产品生产企业的技术创新，着力推进重点领域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他建议，应尽快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网点、交易市场纳入城镇建设规划，引导各地建立以社区回收网点为基础的服务功能齐全的回收网络，形成回收和集中加工预处理为主体、为工业生产提供合格再生原料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而环境保护部科技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扬祖更是提出这样的观点：“目前国内废旧金属资源储蓄量并不多。”据他分析，在我国如废钢，1年也就1亿吨左右，即便现在90%都回收再利用，仍然不够。而目前国际上的7类废料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只有700万吨，废旧汽车和废旧家电是只让出不让进。

　　我国对废旧金属资源进口管控严密不是没有道理的。杜欢政说，很多废旧金属物资进口后，被不法商贩拉到规范的园区之外的地方去拆解处理，造成的2次污染、偷盗、偷逃关税以及洋垃圾等问题都不容忽视。“比如把电线中的铜拿走后，外面的塑料就直接烧了，造成很大污染。”

　　但与此同时，利用国外城市矿产的重要性也被提上日程。“要开发好‘城市矿产’，我国就要参与国际大循环”，王扬祖说，“既然可以用国外的原生矿石，为什么不能用国外的‘城市矿产’呢？”

　　刘强表示，用国外的“城市矿产”比用原生矿石效率更高，污染更低。“如铜金矿含铜量只有40%，剩下60%是二氧化硫和垃圾，而废电线电缆中98.5%是铜等有用金属元素，据统计，进口‘城市矿产’的污染是使用原生矿石生产的1/10”。

　　由此，杜欢政建议，我国应建立“国际再生资源监管区”制度来保障对废旧金属资源进口的监管，即将海关、环保、质检引入国际再生资源监管区监管，规定进口废旧金属资源只能在区内报关、拆解和处理，区内统一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垃圾填埋，杜绝2次污染。这种模式在我国已有初步试点，如宁波海关就设在镇海金属再生园区里，所有进口废旧金属资源必须在园区里报关，严格控制在园区内处理。下一步，他们建议，在国际再生资源监管区，废汽车、废家电在监管得当的基础上，可以试点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