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财经》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留下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诸多隐患。这样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化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发改委副秘书长谈产业结构问题
口述/杨伟民
整理/本刊记者 尧 尧
摄影/张 晶
出口的是产品更是资源
留下的是外汇更是污染
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引发不少问题，首先，它给环境资源带来了很大压力。
比较印度和中国，印度大概50%~60%的GDP的增加是靠服务业来带动的，中国正好相反，我们靠的是工业。
以铝锭的生产为例，形象地看一下我们的增长方式。
因为没有原料，我们必须要进口矿石、氧化铝等原料，在国内冶炼变成电解铝，然后做成铝锭出口。前几年，我们大概每年增加铝锭出口50万～60万吨。生产铝锭的过程是非常耗电的，一吨铝大概需耗电1.5万千瓦。那几年，每年增加出口的那部分铝锭消耗的电，相当于当时缺电量的20%。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出口电。出口电，就等于是在出口煤炭。后来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说要实现节能减排，并关停了不少小厂，就是因为能源消耗太厉害。
我们向国际市场购买铝等原材料，导致国际市场原材料的价格上涨非常快。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一买，价格就上涨。大宗产品是经济恢复的一个标志，主要靠谁？主要靠中国采购。如果中国不采购，价格还上不来。前几年，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一直在上涨，运价也在上涨。我们购买原材料，出口铝锭，一进一出，每年就赚到2000万美元。这个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开采煤炭并发电的过程，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对环境资源损害很大。但是，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它就是当地吃饭的一个支柱。所以，这里存在矛盾。但从宏观上来看，这么做非常不合理。
再举一个例子，四川有一个阿坝铝厂，地震后非常著名的一个企业。起先国家发改委就坚决反对搞那个铝厂，它本来要从2008年5月15日开始减产的，但后来了碰上了大地震。地震之后，我去看过，它是建在岷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如果遇上大水，很可能就被冲垮了。但它是阿坝州的，是汶川县的。地震后让它搬，它不搬。当时有好多说法，一说总书记答应就地恢复两个企业，一个是德阳的电机厂，还一个就是阿坝铝厂。我们去考察时，强调说不能在原地搞，因为在汶川平地非常少，适宜重建的地方，加起来只有两三平方公里，全都是高山峻岭，一下雨就很容易爆发泥石流，路就断了。但铝厂坚决不同意搬出来，为什么？一是那个铝厂只有靠用当地的小水电才能够活下去。如果搬出来用大网成都的电，根本就没法活。再者，它又是当地经济的一个支柱。所以，如果不解决当地的财政问题，这些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
生产赚小钱 治理花大钱
得不偿失
调整产业结构，有一个重要问题要把握好，那就是，在全球化中，我们应该重点发展什么产业。按照过去的一个理论，说要找比较优势。说中国劳动力多，要把全世界东西全拿到中国来生产，就是全中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打工。现在，我们很多领域就都是这样，全世界的东西基本上都在中国生产，比如电脑、袜子、皮鞋、服装，等等，我们在供应全世界。
问题是，中国有比较优势，也有比较劣势。中国的比较劣势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资源、没有水、没有土地。你全搬来以后，我们这些东西能不能受的了？目前，我们的焦炭出口量非常大，如果我们一断，那全世界60%的工厂要关闭。这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矛盾。如果我们停了，国际社会不干；不停，我就要排放二氧化碳，而且，另一边又有压力，说二氧化碳怎么排放这么多啊？你得减排。到底要不要去搞那些东西？
今年以来，钢铁出口的速度又激增。当然，发改委其实是反对的，包括我个人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是太短期性的。前几年不鼓励钢材出口，但因为金融危机，现在又鼓励出口了，出口退税率又提高了。最近几个月增长非常快。可能还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明白出口钢铁，实际出口的是什么东西？是水，是能源。
目前全国一年钢的生产能力约5亿多吨，河北约占20%，差不多是1亿吨。但河北根本就没有水。很多钢铁厂怎么办？采地下水炼钢。地下水有两种，一种叫浅层地下水，一种叫深层地下水。现在浅层地下水基本上没有了。河北大概70%～80%的生活用水、农业用水都是地下水（当然，河北也为北京作出了牺牲。河北自己采地下水，把水库的水送给北京），这都是非常不合理的。地下水采光了以后，就跟煤矿采空了一样，地面是要沉降的。地下水，又叫矿石水、承压水。采完了以后，浅层地下水补充得快一些，但深层地下水基本上不可能补充。以后要治理，又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像德国治理东德的煤炭塌陷区，大概1平方公里需花费5000万欧元。东德当时生产的是褐煤，便宜，我们还开玩笑说，可能它产生的煤的价值还不如西德治理的费用高。
我们也在治理，像鸡西、鹤岗等。过去有一些矿是和城市连在一起的，下边采煤，上边就是城市。煤采空了，城市就掉下去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大概也花了有几千亿元了，去治理。那些煤田可能都不值这些钱。
现在我们地下水的采用也出现了那样的问题。其实北京也很危险，北京有些地方已经采空了。河北更严重一点。采空了以后那些地方怎么办？当然，老板肯定大把赚钱了，地方官员申报财政收入又增加了，扔下的工地谁来治理？老板可能揣着钱跑到美国、加拿大去了，后果要我们子孙去承担。
当年开垦北大荒，千军万马涌向黑龙江三江平原，现在每年要投几百个亿恢复原来的湿地。因为你干错了，现在就得花钱去恢复。
像这种事儿太多了，什么太湖的治理，淮河的治理，治理花那么多钱，把水给排到大海里去。本来我们就缺水，还把水给送走了。那一立方米的水多少钱啊。再比如滇池，搞那点旅游挣了多少钱？现在治理花了多少钱？花的钱是赚的好几倍。
三江源治理，到2010年，花了65个亿。那个地方就那么点人，要是把钱发给他们，他们早成万元户了。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干的事儿。
所以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为全世界什么都生产。生产鞋也很危险，大家可能不知道，生产鞋污染非常强，而且是剧毒的污染，被污染的土必须拿出去深埋。有些工业对土壤污染是很严重的，要翻土，把污染的土弄走，西方国家治理老工业基地就是这样。而我们现在有一些房地产项目就没有翻，直接平完就盖房了，把旧工厂变成了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简称CBD）。实际上，有一些污染物是慢慢渗透的。
服务业应成为就业主力产业
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方式不仅给环境资源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就业带来很大问题。因为服务业不发达，大批劳动力的就业就得往工业转。我们做过统计，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初期，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是转向工业，但在后期，大部分劳动力都是转到服务业去了。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我们大部分劳动力（主要指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工）都跑到制造业、采矿业去了，一旦这些产业调整，就会带来很大的就业压力。所以，结构调整重点是要发展服务业，当然，首先要解决服务业的体制制约的问题。
服务业非常复杂。有一些属于公共服务，有一些前几年过度开放，也有一些该放的没有放。比如说教育、医疗改革，争议很大。
教育肯定是很重要的，它是公益性事业。但是，也不能笼统地说，政府应该把它给包下来，因为政府是包不下来的。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基本公共服务。应该说九年义务教育是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一定要全力去负责九年义务教育。要做好九年义务教育，就要改变现在以县为主体的管理体制，中央财政要统一拉平，各个县都一样。这个是好，但政府能不能做到把高中阶段以后一直到大学，所有学生的负担都负担下来？做不到。
大学阶段怎么办？实际上靠的是银行贷款，欠了一屁股债。教育部门老说，教育经费占GDP4%这个比重还没有实现。如果把这些贷款加起来，早就超过了。这些欠款以后谁来还？靠大学生来还，肯定是还不了的，最后还得国家来背。但还没有说清楚到底这个大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办学模式？什么样的办学体制？
现在又说学前教育，这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这个也要变成政府来负担，就更不得了了。北京如果要是加一年学前教育，完全免费，北京一年要掏57个亿，北京说负担不了。北京都负担不了，你让全国所有地方去负担这个？真是负担不了。所以说真正有钱了，搞多少年都可以。
搞学前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可能造成新的城乡差距。农村怎么搞学前教育？要是城市搞了以后，等于城市的人可以享受到十年义务教育，农村还是九年义务教育，城乡差别又拉大了。当然，现在已经在推，但是，我估计阻力会很大，真正实现也很难。
医疗也要说清楚。到底哪些属于公共卫生，哪些属于基本医疗？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整容算不算医疗？如果整容都是免费的，所有的人都去整容了，那国家能负担得起吗？根本负担不了。所以要先区分问题，然后才能够解决问题。
杨伟民：转变发展方式的十个方面
第一，从发展观转变为科学发展观
第二，从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
第三，从工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
第四，从高碳增长转为低碳增长
第五，从人力资源转向人力资本
第六，从行政区转向主体功能区
第七，从城镇化转向城市化
第八，从损害环境转向环境友好
第九，从扩大差距转成分配友好
第十，从政府督导转向市场督导
人物小传
杨伟民，长春市人。1974年到吉林省榆树县插村落户。1976年回城，在吉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分配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任教期间分别于1983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1986年留学日本，学习研究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总论。
1989年，进入国家计委工作。曾任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现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的是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工作，领导参与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参与了国家多部产业政策文献的研究编写工作。参与和组织了多项国家中长期规划的研究、编写工作。发表多部经济学的著作和五十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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