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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规则”和“潜规则”林立的大清官场，堂皇正大的通衢，未必就能直达目的地，有时非得几个“驴打滚”，绕几个弯才行
乔家屯的毛驴们很有点吃惊：一头长相极其怪异、浑身黝黑的“毛驴”，响亮地打了个鸣，声震附近那座名唤“唐山”的小山包，然后呼哧呼哧地喷着巨大的白汽，疾走如飞。
这头怪驴，是一个完全用废旧物资建成的火车头，矿场起重机锅炉成为它的心脏，组成它骨架的是竖井架的铁槽。
这是中国第一台自制的蒸汽机车，它的英文名字很响亮：Rocket of China（中国火箭号），以向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的发明人斯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 及他那著名的Rocket（火箭号）致敬。而建造它的中国工人，都将它唤作“龙号”(Dragon)。
1881年6月9日，“中国火箭号”下地的第一天，正值斯蒂文森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开平煤矿的英国籍总工程薄内（R.R.Burnett）的夫人成了忙碌的明星，她不仅为那台自制的蒸汽机车命名，而且还为当日开始修建的唐（山）胥（各庄）铁路敲下了第一颗道钉。
沿着坚硬的马车路，工人们开始铺轨，“中国火箭号”则在已经铺成的轨道上运行，将新的碎石、枕木、铁轨运到日益往前延伸的铁路尽头。
这段铁路，是大清国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改革试点，也是他的重点工程、政绩工程兼面子工程。
李鸿章是很有些驴脾气的。他坚信铁路不仅是国防、也是商战的关键，因此大力呼吁加快铁路建设，但总是遭到冷遇。
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后，李鸿章回京奔丧，“极陈铁路利益”，但“常务副总理”文祥只是“目笑存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虽然“亦以为然”，却担心“无人敢主持”，甚至表示说“两宫（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参阅本专栏《大清国的“地铁”》，https://business.sohu.com/20100701/n273213940.shtml）。李鸿章只好作罢。
1880年初，中俄两国因伊犁问题发生军事对峙，直隶提督刘铭传向中央提出应修建铁路等一众国防设施，李鸿章随即跟进，提交了《妥筹铁路事宜折》，洋洋4000多字，从“国计、军政、民生”九个方面论证了铁路的重要性，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国家铁路网，以及如何引进外资加快铁路建设的想法。
李鸿章和刘铭传“改（革）、开（放）、搞（活）”的言论，立即遭到“极左派”的猛烈攻击，被认为这是“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的“邪说”，上纲上线，看那架势，非把李鸿章和刘铭传打成现行反政府分子不可。李鸿章是从来不受这种气的，也予以猛烈还击。中央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赶紧将双方都压制下去，铁路之事，“着无庸议”，放一放再说。尽管中央是改革派当道，但遇见红灯绕着走，尽量避免争论，是改革派减少阻力的无奈选择和不二法门。
这次“火力侦察”后老李发现，与其花精力通过舌战来统一思想认识，不如悄悄地进村，霸王巧上弓，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生米”已经在“锅”里了。李鸿章旗下的改革试点企业“开平煤矿”，于1879年开始钻井，计划两年内出煤。这一项目由李鸿章的幕僚、当过“买办”、富有外企管理经验的广东香山人唐廷枢负责。制约开平煤矿发展的瓶颈，就是交通问题，有煤运不出去，靠原先肩扛人挑的办法，产地价极为低廉的开平煤，到了天津成本要翻十多倍，“要想富，先修路”，绝对是开平煤矿的重中之重。
最便捷的线路，是从开平矿（唐山）修条铁路通往涧河口，直驳海运，但那就要在涧河口修海运码头，最为困难的是，中间有很多“旗地”，八旗大爷们拥有的土地。旗人作为法定的领导大清国事业的核心力量，旗地就是禁脔，即使如李鸿章这般的牛人，也不敢擅自拆迁，规划红线绝对不能碰。
李鸿章、唐廷枢只好修改方案：从唐山修铁路到芦台，可接上芦台-天津段运河。规划好了，却没有资金，计划便只好再次修改：铁路只能从唐山修到胥各庄。从胥各庄到芦台，开平矿已经修通了一条35公里长的新运河，人称“煤河”，直连芦台-天津运河。但唐胥之间，地势比较高峻，无法开河，也无法长久依赖畜力，铁路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李鸿章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请求修建唐胥铁路，但同样遭到保守者的坚决反对：“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更为致命的理由是政治性的：唐胥铁路靠近“东陵”，火车一过，震动山川，既不环保，也不敬重皇帝英灵。东陵是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的陵寝所在，位于遵化的马兰峪，与唐山还隔着好远呢。李鸿章早已想好了“绕着走”的办法，提出：铁路照建，但不动用蒸汽机车，而用畜力来牵引。这下子，人们无话可说了。
中央随即批准李鸿章聘请曾担任日本铁路总工程师的英国人金达（Claude W. Kinder）为唐胥铁路总工程师。金达出生于日本，其父曾为香港造币厂、日本皇家造币局总监，他本人则在俄国圣彼德堡修读铁路工程，1878年因日本爆发内战（“西南战争”），他来到中国，在开平煤矿打工。
金达当然不甘心修建“驴拉铁路”或“马拉铁路”，也或许是他早已与李鸿章达成了默契，要把生米煮成熟饭。唐胥铁路虽然没有任何购买蒸汽机车的预算，但这难不倒金达，他把矿上的废旧物资搜罗搜罗，自己设计，敲敲打打地就制成了“中国火箭号”蒸汽机车。
唐胥铁路全长仅10公里左右，之前李鸿章就留了心眼，在建造马车道时，几乎完全按照铁路的承重标准设计和施工，夯得特别结实，改建成铁路并不费劲。在“铁驴”“中国火箭号”的帮助下，修路物资更是能够及时送到前方，因此，不到半年时间，唐胥铁路就完工了。
通车后，“中国火箭号”大展神勇，天天奔波，将开平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到胥各庄运河码头。这条黑龙的欢快喘息声在唐山回荡，终于传进了北京城，“都中言官复连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奉旨查办，旋被勒令禁驶。”
根据之前批复的规划方案，中央下令，唐胥铁路不得使用蒸汽机车，而只能使用骡子、毛驴和马匹。世界铁路史的一个奇观终于诞生：车把式们坐在火车车皮上，吆喝着驱赶着毛驴在枕木间前行。没有更为详细的史料留给后世，告诉我们车把式们是如何在下坡时控制惯性中的火车，避免轧死前头的毛驴的。据说铁路上多了不少当地的乡民，随着火车拣拾驴粪蛋。
铁驴下岗了，毛驴们也没几天欢欣。
发展才是硬道理，唐胥铁路的效益摆在那里，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此时法国在越南步步紧逼，战争一触即发，开平的煤炭是大清舰队的“粮草”，何况唐胥铁路离着东陵还有200里地，怎么可能震动陵寝呢？经过李鸿章一番危机公关，“驴拉火车”的世界奇观仅存在了几个月就消逝了，“中国火箭”重新奔驰。
在“显规则”和“潜规则”林立的大清官场，堂皇正大的通衢，未必就能直达目的地，有时非得几个“驴打滚”，绕几个弯才行。大清改革这列火车，很多时候就只能靠毛驴打先锋，这或许也是世界奇观……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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