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斯坦菲尔德

　　近日有两组新闻在扰动观察者的神经，一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一是美国在东亚连续组织军事演习，“战略东进”态势明显。

　　事实上，人们往往容易将中国崛起与世界局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但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斯隆商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看来，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

　　近日，斯坦菲尔德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斯坦菲尔德，正领导着MIT的中国项目组，对中国国企改革、能源问题等关键课题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在10多年前曾在南京大学工作过5年，访问中，他对于时常浮现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崩溃论”都予以了驳斥：那是危言耸听，完全言过其实。

　　在专访中，他说他想传递给西方社会“中国是美国等国经济增长的助力器”的信息：“你们可以攻击中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攻击中国的贸易赤字这样的问题，但不要忘记，在整个世界贸易的舞蹈当中，中国也是很重要的参与方，两个人才能跳得好。而与中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美国经济是获益良多的。”

　　中国融入全球化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济在发展、崛起，在很多观察人士眼中，这在冲击和改变国际格局，尤其是给西方世界带来影响，你怎么看？

　　斯坦菲尔德：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意味着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衰落。但与这些认识相反，我恰恰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会使美国受益。中国的发展将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商业霸权，因为中国正在逐渐融入到西方的游戏当中。

　　日报：通过加入WTO等，中国主动开始了全球化。当前以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仍然是西方世界主导，你说中国融入西方游戏，指的是什么？

　　斯坦菲尔德：在尝试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理想的过程中，中国正在不断遵照西方的规则参与游戏，通过自身与西方社会经济秩序的一体化，这将会持续强化西方世界的公司和监管机构的支配地位。中国从源自外部世界的影响中受益匪浅，中国已通过多种方式改造国内经济和国内机构。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在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需要遵守国外的种种规则。

　　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可以有选择地改革中国的国内工业，并根据特定的国际需要加以重组。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企业间的自发竞争迫使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重组。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之后，生产商们将接受国际质量标准的检验和外国媒体的监督。在外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则要接受海外监督机构的严格监控。

　　因此，就本质而言，正步入现代化巅峰的中国正在做一件空前的大事，它正在参与发达国家的游戏。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大规模商品供应商，中国为“主角”——发达国家们创造了大量机会去专注于知识的创新和再造——这比商品制造更难以复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凭借的是“投身全球化生产”巩固自己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在该基础上进行着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

　　威胁论是危言耸听

　　日报：在融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规模逐步放大，因此各种“中国威胁论”在逐渐流传，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斯坦菲尔德：我对这种危言耸听的威胁论是持怀疑态度的。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延伸的国力，构成了对国际体系的挑战。不过，在中国的国情下，我觉得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相当适度和温和的。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今天的技术性质（如何生产商品的性质），中国通过使其依附于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之中而得以增长。这与日本和韩国20年前的发展模式大相径庭。为了参与这一全球分工，而且是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参与，中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改变其国内机制，与全球规范保持一致。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实体，已经是现有的全球秩序的主要利益方。这并不是说，全球秩序将不会发展，或者说中国不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是说，如今中国将不是通过试图推翻现有的全球秩序来服务于其利益，而只是更多地参与管治。

　　如果在30年前，美国或欧洲的人们被告知，他们有一天会和已经在全球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一起工作，那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梦。然而今天，这一梦想已基本实现。我们应该拥抱自己的梦想，在庆祝它实现的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仍有许多挑战有待解决，比如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领土争端、全球环境问题、全球对核扩散的忧虑、朝鲜半岛关系管理等。

　　剖解三种威胁论：能耗、技术、工作

　　日报：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带来威胁的讨论，也包括了对中国能源资源巨额消耗的担心。比如，关于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领域你怎么看？

　　斯坦菲尔德：大家总是在争论中国的排放比谁多，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其实美国人均碳排放量还是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5倍呢，这个又怎么说呢？

　　我觉得关键要做的事情，是怎样让每个人都能够低碳生活。我们并不应该总盯着中国说话，而是要看中国是不是的确在把一些高精尖的技术用在环保、用在节能上。中国的确是这样做的，将很多投资用在这个领域，很多最最高精尖的环保节能技术都是中国买来在用，而我们美国甚至都没有用，我其实很希望美国也能够像中国在这方面花很大的投资在自己国内。

　　日报：谈到技术，另一个中国威胁论的领域就是高技术领域。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都针对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进行各种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并购也会受到很多阻挠，你对此有何看法？

　　斯坦菲尔德：这种出口限制是事实。就个人而言，我并不支持这些出口限制。我认为它们往往达不到所想要的效果（防止某些技术的传播），而且还损害了有此类限制国家的国内企业。同时，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身上往往会被夸大。换言之，受到限制的商品的实际数量并不多。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要大于现实的经济或商业价值。同样，我不认为出口限制就能确保西方安全，但我也并不认为它们会产生重大的经济或商业影响。

　　日报：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威胁论的另外一种观点，常常源于中国劳工在不断抢走发达国家就业岗位。但很多讨论往往看不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人们只能拿几美元，而跨国公司可能拿了上百美元。你怎么看待中国一些产业的这种现状？

　　斯坦菲尔德：对于发达国家的就业岗位而言，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历程。我承认，中国的制造商在这种全球化生产流程中获利的确是很有限、很小的一部分。但不是薄利就证明这个东西很低端。像台湾的一些代工厂，虽然他们获利很薄，但他们做的质量很好，量也很多。而且这种代工，转移到越南或其他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已经培养了很多技工，包括很高端的工程师，有很完善的生产链。而且，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在朝价值链的上游方向前进，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高精尖技术的一个最大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