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大众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可持续发展：机会和道义

　　（1）可持续发展：自相矛盾？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定义，至今在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根据最粗浅的理解，可持续发展源自“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学”，意味着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发展的机会。这一概念中，公众最不清楚而最需要澄清的是“机会”的涵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满足偏好最大化的机会，以及什么不是发展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偏好，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偏好。偏好可以是理性的，可以不是理性的。人类文化有许多不同的传统，而这些文化传统可能提供不同的理性标准。于是，在某一传统内不是理性的偏好，在另一传统内可能是理性的。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社会选择理论家齐齐尔尼斯基教授的研究理论，我们知道，可以用数学表达的唯一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一个兼顾未来无穷代人类福利的社会选择准则。

　　即便一个社会当真要遵循这样的选择准则，在每一代人当中，还存在着怎样将许多不同的个人偏好集结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的问题。例如，我们当中受过最良好教育的那些人或者最满足于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那些人，他们的个人偏好，很可能不同于那些只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人的偏好。

　　其实，我们界定幸福有三个主要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怎样兼顾同一代人在这三维度的空间里广泛分布着的许多不同偏好呢？这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大众教育问题。必须指出，在这一视角下，市场社会的代言人不占据任何道德优势，不论他们来自西方还是来自东方。恰恰相反，真正占据道德优势的，是极少数以个体生命践履着古代智慧的人。

　　（2）气候变化：灾难性小概率事件

　　2009年末，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僵局，最好地体现了人类在“机会”认识上患得患失的心态。

　　气候变化引发生态灾难的设想，是一个典型的灾难性小概率事件。齐齐尔尼斯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广泛用于风险决策分析的预期效用函数，对灾难性的小概率事件，表现出不可容忍的不敏感性。

　　在气候变化引发的哥本哈根论战中，人们遇到的是同一类问题：你愿意为了一分钱而承受灭顶之灾吗？你愿意为了更多的钱而承受灭顶之灾吗？你愿意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带给人类（包括你自己）灭顶之灾吗？

　　人类能够生存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某种谨慎倾向。当一件事情可能带来灾难时，哪怕只有极微小的概率，我们也愿意支付巨额保险费用，以避免这类事情的后果。所以，哥本哈根的论战，真理究竟在何处？取决于能够毁灭地球的气候变化究竟与碳排放有多么密切的因果关系。

　　让我们假设，地球表面的年平均温度再上升两摄氏度，发生足以毁灭95%的人类成员的灾难就是一个极小的概率，例如以万分之一的概率发生。再让我们假设，“金砖四国”的能源密集型经济发展再持续十年，地球表面的温度就可上升两摄氏度。在这两项假设下，我相信，多数中国人愿意改变目前经济发展的路径，努力推动各国最严厉碳排放指标的落实。

　　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气候变化政策的议题不可能在假设“可持续偏好”之后获得解决。所以，哥本哈根论战各方，都需要远为深刻的理论反省。

　　国内外经济公平

　　（1）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转型

　　就在南北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争夺道德制高点，捍卫自己发展机会的同时，金融危机又把国际贸易中的公平问题放到了桌面上。不少欧美国家在享受了新兴市场国家过度生产、自身过度消费后，又在危机中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并声言后者应扩大内需，提高自己国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做法立刻激起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一片道德声讨。

　　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它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的问题。

　　关于“自由贸易”，我们必须注意少数经济学家的批判性论证。例如，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弊端深远，足以使一个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家深陷于“低收入水平陷阱”而不能自拔。这其中的原理很简单：如果多数政府官员和企业越来越习惯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并因此而制订和享受政策优惠，那么愿意背离既有发展模式并且承担失败风险的政府官员或企业就越来越少。

　　如果一个小国实施这样的发展战略，随着劳动成本的迅速增加，资本就会流动，从而迫使小国转型为知识密集型经济结构。这一原理，已经在日本和韩国得到了反映。而如果一个大国，例如中国实施这样的发展战略，那么世界市场很可能被来自同一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垄断”（这被称为“倾销”），并由此引发国际政治冲突。这类冲突的核心议题之一，表现为出口国是否应继续享有汇率自主权。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中国这样的大国，首次面临这样的三难抉择：要么自主转型，放弃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要么被动转型，放弃完全的汇率独立性；要么坚持既有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越来越表现为教育投资、健康投资、股票和房地产等类资本投资价格的膨胀速率高于简单劳动力价格的膨胀速率），从而长期内让民众承受实际上发生的通货膨胀（越来越表现为同一种商品在国外的价格低于在国内的价格）。

　　（2）扩大内需有赖于分配改革

　　国内市场需求不振，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老问题。

　　我们知道，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基于对医疗、教育、住房、失业和养老等方面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担心，一部分中国家庭强迫自己进行超额储蓄。这就是所谓“选择性贫困”现象（家庭收入远高于贫困水平，但只有家庭开支是可观察的）。

　　那么，其余的家庭呢？根据直观判断，我们相信，其余的绝大多数家庭甚至没有足够收入被纳入“选择性贫困”。这些家庭的状况，可用“入不敷出”来描述，何来储蓄？

　　事实上，根据有限的数据，我们相信，银行存款余额的大约80%，来自占存户总量大约5%的存户。这些最富裕的家庭，根据经济学原理，具有最高的储蓄倾向（因为根本无法消费如此迅速增加着的收入）；而这些家庭消费开支的主项，根据有限的观察，也主要是进口商品。

　　综上所述，国内产品市场早已没有扩张的余地。而中国社会内部出现大幅度的收入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只能寄希望于工农大众经济权益的迅速改善与政治体制改革。不论权利是否获得广泛承认，每一个人事实上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只有鼓励和保护大众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劳动力这一要素的市场价格才可能不被严重低估，那些真正懂得如何实现潜在利润的企业家，才可能引入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以替代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中国经济的转型，有赖于这一路线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