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影：中国模式的三大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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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都有利于中国强行军般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广大民众为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并潜藏着社会不安的隐忧

　　对中国模式从来不乏质疑的声音。其软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依赖国际贸易从发达经济体引进发展机会，依赖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实现这种发展机会，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超常规建设驱动。剩余生产能力成为常规的动态现象。每一轮经济热潮所建设的生产能力都大于当时的市场需求，而后迅速增长的需求在时滞之后论证当时决策的正确性。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国际市场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容纳。

　　与中国出口腾飞向相对应，美国贸易逆差从数十亿美元的规模扩张到7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以美国的过剩消费、过多负债与以中国的过多生产、过剩投资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关系。美国为其国际赤字融资的方式，是从东亚、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量借贷。如此，以美国贸易赤字为中介，大量美元流窜全球，成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美国贸易赤字如同全球经济的呼吸，伸缩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信贷与投资之扩张收缩。

　　但由此构建的动态关系，也推动美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市场陷入动态不稳定状态。其中的最突出体现，是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元超额流行之际呈现出的泡沫状态。10年来，美国银行家们忙于为大量涌回美国的资金寻找出路，以次级债券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只不过是应运而生。美国房地产的伟大泡沫由此诞生。2008年金融危机，宣告上述不稳定关系的解除。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处于持续的“去杠杆化”过程，我们也很难再期待“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发展模式可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2010年，中国出口可望取得25%的增长，但即便如此，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恢复性增长。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进出口平均增速降低到微不足道的4%；相应地，美国外贸赤字从7000亿美元之巨降低到不足4000亿美元。按照我们的预测，2011年之后，中国出口增速可能降低到不足15%，远低于从前；同时，美国贸易逆差可望继续收窄。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模式的关键特征之一必将出现变化。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软肋，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介入，导致民众福利受到盘剥。且不论腐败造成的社会成本，也暂不论垄断型央企造成社会福利流失，单就环境恶化、分配不均、消费不足这些特征，其经济意义就已经非常负面。

　　环境恶化的制度性原因，除了民众对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害没有索赔权与知情权之外，从经济原因上讲，在于政府有意压低资源价格。过低的资源价格鼓励了投资与重工业化发展，放大了滥用资源的社会成本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差距。在中国经济奇迹诞生的同时，中国环境恶化速度也创出历史之最。广大民众在承受它的恶果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可维系的问题。失败的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协议，这并不表示环境问题对中国自身不构成约束。依据各种数据，中国环境对经济粗放式发展的承受力正在逼近极限。水资源、空气质量、水土流失、城市病等等，都在发出类似的信号。

　　分配不均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大幅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而居于最高水平之列。除了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等客观原因之外，归因于人力资本不同的合理部分，远不足以解释这种水平的分配不均。制度性因素是主要的。由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大干预，政府获得了经济成果中越来越多的份额以及资源动用权。各类计划、规划笼罩之下，中国经济体中充沛的利润机会落在谁的头上，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利益体与政府权力的距离。如果创业成功的机会不取决于个人抱负、能力与运气这些随机的因素，如果财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经济租金的占有与分配，如果制度性垄断不能得到有效抑制，自然地，经济发展的好处将不成比例地流入少数人手中。在帮助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同时，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另一面，是广大劳工阶层的相对贫穷。

　　在这种环境中，消费不足成为必然。低收入阶层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但收入有限；高收入阶层——即使骄奢淫逸——也无法消费其收入的较高比例。其结果是中国消费率持续降低，而储蓄率持续提高。按照相关统计，目前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降低到37.5%，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储蓄率则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

　　中国高储蓄率来自于三个方面：政府、企业与个人。个人的高储蓄率，从经济方面讲，导源于分配不均；企业高储蓄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提升速度高于工薪成本提升速度；政府高储蓄率，则可归因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大掌控力。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都有利于中国强行军般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广大民众为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并潜藏着社会不安的隐忧。

　　中国模式的第三个软肋，是资产、产能泡沫与金融风险威胁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纵观全球其他取得经济增速跃升却未能持续的案例，最大威胁之一是宏观经济不稳定造成前功尽弃。而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最常见的导火索，是通货膨胀失控、国际收支失衡或者金融危机，或者兼而有之。从表面上看，这大部分无关乎社会经济制度。但更加仔细的审视就揭露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失当背后，几乎都存在着经济社会制度丧失公平性、缺乏持续性等原因。

　　中国模式缺陷的前两类表现，至少从表面上看，无损于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继续保持在高位。然而与此相反，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却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坏。

　　（作者系国际对冲基金经理，瑞富咨询公司CEO。本文是其“中国模式：优势、软肋与未来”系列文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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