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壹基金的尴尬如何解？

　　壹基金的尴尬如何解？

　　“壹基金会中断吗？”“有可能。”“会有这么严重吗？”“有，你和我，我们都不能理解的严重性。”这是12日晚，做客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的李连杰与主持人柴静的一段对话。节目中，李连杰坦言，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但是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这在和他人的合作中会带来很多问题。

　　分析·反方

　　运行待完善中断不能都怪体制

　　笔者以为，壹基金面临中断的原因，绝非因为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无法取得合法身份这么简单，而且，也不存在官方垄断基金会对民间慈善基金会打压的问题。如此认定其中断原因，尤其是后者，未免狭隘。分析壹基金计划面临中断的原因，还是应该要回到壹基金计划本身，需探究其运作的过程。民众都晓得，所有涉及捐献的慈善活动，民众皆不怀疑捐献行为本身，只怀疑捐献的最终结果，即善物善款支配的问题。壹基金计划显然没有跳出当今慈善事业运行上的窠臼。

　　首先，壹基金计划的参与者、组织者对社会捐赠的管理、实施，借鉴的仍然是官方常用的模式。这就决定了在其运作过程中，仍会像官方一样，难以排除涉嫌贪污的问题。一旦被给予厚望的民间组织涉嫌贪污，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直接损伤的是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壹基金计划中尽管预设了相应的审计机构，强调资金支配上的公开、透明，但对违规行为的惩处，还没有上升到完备的法律层面。如果仅凭良心道德行事，缺乏法律上的监管，壹基金的未来发展只会陷入不确定性之中，大笔资金的管理、使用不牢靠是注定的。

　　其次，壹基金的参与者、组织者并非都是兼职。那么，这类人员的待遇问题将由何方承担，从哪里支付，承担、支付到什么标准和程度，会是一大焦点。第三，无论是官方垄断的基金会还是民间慈善组织，目前都面临着资金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条原因，才是壹基金面临中断的最最根本的原因吧。

　　分析·正方

　　慈善体制尴尬产生“怪胎”

　　壹基金的尴尬身份、尴尬处境，是现行慈善体制的尴尬诠释。现行慈善体制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政府主导下的慈善事业，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在善款使用上也数次出现违规违法情况，在及时性上又慢半拍，政府的公信力也由此受到怀疑，用于监督审计的行政成本也是极高的。与此同时，民间的慈善力量与潜能受到体制的约束，成为“长不大的孩子”，永远是“配角”。民众关注壹基金的未来，更关注慈善体制的未来。

　　2007年，壹基金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作为国内首次尝试的一种公益模式，壹基金和中国红十字会有3年之约。这种首创精神，其实是在冲破体制性约束，探索一条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之路。然而，壹基金只能靠“打擦边球”艰难生存，更难言发展壮大。诚如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的，这件事反映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在我国公募基金会都是官方垄断的，民间想要成立公募基金会是很难的，所以才会有了“怪胎”壹基金。

　　慈善事业的体制性弊端，公募基金会的官方垄断，注定壹基金不太可能在冲破约束、打破垄断上“一马当先”。事实上，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特性，决定了慈善的生命力在于民间。早有人提出：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上，“公退民进”就是对公民社会的“慈善”。公民意识的增强、公民责任的自觉、公民理性的成熟，都将是公民社会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力量。消除慈善体制性弊端，可以实现双赢。一是，政府逐步从慈善事业中“退出”，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节省更多的行政成本，做自己“有限责任”内的事；二是，让慈善根植于民间沃土，尽快长大。在慈善事业上，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政策，让民间慈善获得“新生”，让富者的财富向慈善“转移”。巢江淮

　　建议

　　民间慈善弱小

　　不妨给它成长空间

　　三年时间里，壹基金能有目前的关注度和规模，应该说是成功的。但壹基金的成功并不代表中国民间慈善的成功，倒是壹基金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民间慈善的共同困境。阻碍甚至窒息民间慈善发展的身份瓶颈，曾经一度随着壹基金的异军突起而让人看到了一线曙光，但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慈善体制的改良，没有相关法律的跟进，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

　　民间机构要成为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很多业务部门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风险。在慈善文化并不发达，规则意识普遍缺失的现实语境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譬如李连杰就遭到“伪善”的质疑。但正如要想一个刚刚学步的小孩不摔跤，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让他走一样，民间慈善越是弱小，越应该给它独立成长的空间。两害相较举其轻，我们的慈善事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发育不良，远没到怕它长大后会变坏的时候。壹基金的遭遇，则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吴龙贵

　　政府参与慈善

　　最佳路径是制定良规

　　壹基金的困境，其实是中国民间组织的一个缩影。长久以来，出于善意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惯性，政府很多时候垄断了民间社会的职能。事实上，公益性的事情包括慈善，最好的方式就应该由私人或民间组织来做。如果政府来做，尽管捐赠金额或许更有保证，但是政府做事本身是要行政成本的，既包括时间，也包括人力和资金上的消耗，而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以慈善为例，政府去做，自愿的捐赠变成事实上或者一种隐形的必须。这对公众纯洁的爱心本身会造成一定影响，而同时，捐赠渠道的单一和善款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会进一步影响公众的热情，甚至导致一些逆反心理。尽管如此，公众的爱心和善意，在每一次灾难捐款时还是依旧。越是如此，我们越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动员式捐赠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让公众的爱心不受伤害。民间组织、慈善组织在这方面天然应该发挥作用。

　　因为政策、法规上的困境，民间组织注册困难。也正是因此，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壮大显得缓慢，以至于公众捐出的钱是否捐得安全，用得有效率，真正用于受灾对象难以保证。这些方面，恰恰是政府最应该、最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通过完善法规，让民间组织更透明，更值得信任。

　　民间慈善的发展需要政府松绑， 政府参与慈善事业最好的途径是制定良好的规则，在立法和监管上倾尽全力，而非将精力用于组织发动捐赠这些琐事上。这既节约行政成本，也提升公众的信任感，更根本在于保证慈善事业的质量和品质。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