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在场 国美之争结局不同？

　　这次国美控制权争夺战中，“门口的野蛮人”再次在中国得逞。黄光裕的失败虽然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之前郎咸平教授也曾苦口婆心的告诫我们新帝国主义的残酷，而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如闻天书。其实这样的商战在国美之前就早已出现过多次。陈晓自己当年也曾惨败于与外资企业的对赌，这点他应该苦痛自知。但当时了解内情的不过只是一些业内人士。当年毒奶粉事件冲击整个中国乳业的时候，蒙牛也面临过与今天国美类似的困境，只不过牛根生良好的人脉关系使外资并没有得逞。现代国际商战教育不能只靠一些先知学者的启蒙，只有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才能来的更加生动、深刻。国美控制权争夺战就是这样一场国际商战教育的公开课。而这场战争的失败也许比胜利更有意义，因为哲人早就说过偶然的胜利比失败更可怕，其道理就在这里。大家这次应该相信新帝国主义的残酷了吧！当年罗斯福总统宁可牺牲珍珠港来换取全美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其悲剧意义也在于此。

　　其实从一开始国美事件就交织着两大主题，一个是职业经理人专权的问题，一个是民族资本与外资抗衡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也是互相联系的，正因为有了职业经理人的专权，才为外资控制国美提供了方便。

　　在这次争斗中黄光裕确实失败了，但这次事件中，大家也一致支持黄光裕，但是大家的出发点很值得玩味：管理学家支持黄是因为不想让职业经理人专权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而爱国学者以及商业组织支持黄是不希望民族战略产业再次落入外资之手，当然更多人是基于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而这里面一直没有包含真正的决定人—小股东的看法，而这些小股东才是最关键的角色。

　　经济学家研究商业行为在很长的时间内采用的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虽然后来修订为了有限理性，但终究是经济人，经济人考虑的就是利益。而最关键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这利益上，大股东看到的是长远的利益，而小股东看到的是短期的利益，两者都是理性的。而在利益面前，民族品牌之类的情感性因素根本就不被考虑在内。

　　因为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美国企业的经验就会发现，中小股东从来就是站在机构投资者一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小股东也照样是只着眼于短期利益的经济人，这个铁定的规律也并不会因为中国人的情感而失灵。寄希望于小股东本身就是一种天真的行为，也不符合规律。

　　国美作为民族企业能够保持民族品牌的本色是大家的期望，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民族品牌被外资收购后而销声匿迹。而国美在尚未长大的时候不被职业经理人和机构股东提前分肥也是大家的希望，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最大根源之一就是职业经理人专权与贪婪。殷鉴不远，而防止职业经理人专权也是当前世界管理学界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其实，这样的悲剧归根结底还在于与黄光裕自身，如果黄光裕在场的话，这场争斗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场结局。黄光裕出身卑微能有今日实属不易，但其在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与其财富相对应的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方面他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在香港、台湾这些中华文化区也有一些李嘉诚、王永庆这些出身寒门的企业家，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却是儒商的风范，比如对弱势群体的怜悯，对家国事业的责任担当，以及对个人修养的克己复礼，他们无疑都成为华人企业家的典范。而我们大陆地区的徐光标等人也慢慢体现出了与他们相同或类似的情怀。而我们在黄光裕身上并没有看到这些，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在“天上人间”的交际应酬、是他与供应商恶战的残酷，是他在澳门赌场的一掷千金，是他对政商关系的钻营。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最终落到这个地步。

　　总之，在本次国美控制权争夺战中，职业经理人神话破灭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天使崇拜破灭了，但这些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在使用职业经理人时必将更加理性，在引入外来投资者时也必将更加理性，民众对待民族资本与外资的态度也必将更加理性，这些理性的建立本来就是这次事件的结果。而这些也必将是中国以后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悲剧的警钟。

　　当年罗斯福总统牺牲珍珠港换来的是全美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是美国享受至今的二战红利。如果我们一个黄光裕的失败能够让中国的民众走出职业经理人崇拜，走出外资是天使的神话，那么这个失败有其历史意义的。

　　无论如何，这次国美争夺战必将成为中国商业上一个极具意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