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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副行长:美国新政弊大于利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曹彤
2010年10月18日09:18


  目前,全球对2008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而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有所共识,全球推动的监管改革也着重在微观层面。

  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就无法约束虚拟经济进一步 膨胀,也就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目前,美联储正在推动的新一轮定量宽松政策,只会加速下一轮金融危机更快到来。

  未深刻反思当今货币体系内在缺陷

  危机本源到底是什么?

  目前市场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有所共识:如对次贷申请人还贷能力的忽视、对次贷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等;对危机传导的机理有所共识:如各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中持有了共同风险敞口(MBS、CDS、CDO等),导致风险迅速传递,并共同面对流动性危机等。

  但是,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市场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我们必须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废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各国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观判断。从现实操作来看,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量的依据。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消费循环,如果货币当局不予超发货币,就可能导致流通中货币不足,产生通货紧缩的假象。但事实上,这些沉淀下来的货币并未消失,随时可能形成现实购买力,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外界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又都参与了全球货币的创造。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纸币)本位币,各国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是否失控的根本。可叹的是,美国恰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发行不仅不必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发行美元购买他国商品、供本国人民消费,何乐而不为),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通胀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冲击美国本土居民消费市场),其对货币发行的道德约束是排在获得本国利益之后的,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

  第三,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又循环派生。某国货币过多创造出来后(如日元超发部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可自由兑换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兑换货币,如欧元),形成美元(或欧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叠加积累,形成超量供给就是一种必然。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远超过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却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创造的本质原因。

  超量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就要逐利。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又相对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自我进行虚拟价值创造。

  我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反思,为祸作乱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至今仍把它们归结为金融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缺失、交易杠杆过高、交易机制不透明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货币供给,如果不发起和参与虚拟金融交易,它们会去向何方?

  这些资金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销售的购买者,也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加工成新产品的创新者,它们在愉快地进行着左右手互搏的游戏,乐此不疲,却又注定自甘沉迷、难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机出现,它们便集体出逃,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寻找下一个战场,酝酿下一个自我交易的游戏。

  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拨备等,但所有这些都围绕着微观金融机构的约束、监管,微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传递展开,都假定金融主体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约束的,都假定监管机构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资本力量之上的。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缓解金融危机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救助行为成危机推手

  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美国率先祭出“量化宽松”这一严重违反金融公理和常识的手段,悍然以基础货币(超能货币)来随意购买“有毒资产”、企业债券、企业股权、政府债券,全然没有任何顾及和约束。究其原因,有应对危机、救急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印钞票,其后果是由全球而不是美国自身来承担。

  紧随其后的欧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为它们的货币也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有份额,它们的浮动汇率、自由交易的货币机制,使得其超量货币供给可以向全球范围输出,而不必(暂时)自吞苦果。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无法走出国境、超量派生的货币都反映为本国通货膨胀,政府的决策绝不会如此轻率,也不会如此不合经济学基本常识。

  现在,在美国经济企稳、宣布度过危机的情况下,竟然又准备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见这是对最后道德底线的完全放弃。如果说2008年启动,还可解释为救急,那么现在启动,则完全是为了引导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

  无疑,“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动的美元贬值,已经是以邻为壑,挑起全球“货币战争”,而“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的超额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货币供给,增加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势能。

  原本是救助危机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长危机的推手,这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然。

  11月即将在韩国召开G20会议,此次会议目前有一个特征——似乎并没有主题,全球在稳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已经失去方向和目标,目前迫切需要一种成体系的建议来凝聚各国的智慧,找到突破点。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首先,G20会议应该呼吁,“量化宽松”政策应坚决退出。该政策直接导致货币毫无控制、放弃最基本的金融常识的超发。

  其次,G20会议应该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赖于全球范围内控制货币发行量,并逐步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作者系中信银行副行长)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责任编辑:王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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