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通胀汇率工具优于加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如何应对通胀的政策设想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从这两年商业银行信贷井喷，以及持续供应人民币基础货币来管理人民币汇率两个层面的货币超发看，提高准备金率仅仅是针对新的信贷发放的有限约束，既不能完全解决已经天量投放的信贷资金，也不能够在基础货币超发层面起到更多约束作用。或许汇率和利率的作用更为有效，尤其汇率方面的政策效果值得关注。而且，一般来说，当通胀已经从资产投资泡沫向消费品全面转移时，升值就成为优于利率和准备金率的最优工具。

　　今年上半年，也就是通胀初期，及时启动利率工具来约束资产投资泡沫，防止通胀预期引导全面通胀，会比较有效。在消费品全面通胀已经发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利率的作用就已经相对减弱。因为，提升利率如果幅度太小，则对全面通胀引发的“持币”无用和资产投资加剧没有作用，而如果要彻底扭转负利率，则可能意味着将近2个点的加息，那么若干月份后资金成本上升仍将会反映到商品价格中，同时要保持现有汇率水平的话，那么就要在国内投放更多人民币基础货币，来压抑人民币与美元利差导致的资金流入给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目前要解决的已不是通胀预期，而是真实的通胀。今年以来，单单在出口商品中，因为原材料（包括进口和国内）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上涨30%，而因为汇率因素导致的出口价格上涨，不超过3%。但如果这一价格上涨结构倒过来呢？由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价格上涨30%、由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价格上涨3%的话，反而意味着出口总量和就业不变，并且国内商品价格稳定，生产型出口企业实质利润提升。

　　生产型出口企业利润提升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也即占总出口超过三分之二的来料加工型企业的进口成本等比下跌，抵消掉升值带来的出口价格上涨。同时，对于绝大多数企业，包括出口和内销，在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进口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将带来国内钢铁、石化等骨干链条的原材料成本下降。钢铁产品既然已经占据非加工型出口产品很大比例，人民币升值也就给多数非来料加工型生产企业降低了成本。

　　对于绝大多数生产型出口企业，升值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下跌都将抵消升值对出口价格的上涨效应，并且，企业还将受惠于升值给国内带来的租金下跌，从而提升出口的真实利润。此外，升值能够大幅降低农业成本和粮食种植成本。比如严重依赖进口的钾肥，目前在国内很多地区已经占到了种植成本的50%。政策需要考虑到5亿农业人口的利益和生产型出口企业的利益，再加上国内商品价格稳定和社会和谐，并且，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对国内贸易工作岗位的增加，或许可以抵消纯贸易型出口企业的岗位减少。

　　在全球经验中，1980年代德国马克和日元一同升值后，德国没有日本随后的过度宽松货币放任泡沫的失误，保持了良好经济增长。而当今全球经济和社会最稳定的北欧国家瑞典，则是由于从1930年代就开始，农业人口和工业受雇佣人口认可彼此的经济利益，并且他们的需求和利益在国家公共决策过程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现在，中国农民和绝大多数受雇佣劳动者的利益需求也较为明显，所以公共决策对此也应该有及时恰当的政策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