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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修建津芦铁路复线，金达再度坚持几见，最后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一步到位的复线，促成了大清首都与大海的快速“接轨”，迎接浪奔浪流的新时代
“洋干部”有的时候比“土干部”还难缠，他居然不贪污，而且敢犯上。敢犯上的底气，就来自不贪污，也来自其在专业上的自信和敬业。
津芦铁路（天津-芦沟桥，即京津铁路）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Claude William Kinder）就再度让大清国的领导干部们领教了一回。他坚持要把这段全长仅127公里的铁路，修建成复线（Double Track）。
对于在甲午战争中受了刺激、正在全力推进改革大跃进的大清国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京津本是战略要地，复线铁路能令双向列车互不干扰，提升至少一倍以上的运能和运力，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加强国防都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大“清”国的国库两袖“清”风，如同其国名一般——尽管从官员们发家致富的能力来看，这国名更像是缺啥盼啥的美好愿望而已。
根据之前的规划，津芦铁路的终点确定在芦沟桥，以便衔接芦汉铁路（芦沟桥-汉口，即京汉铁路）。但金达在勘探中，不断从芦沟桥向京城延伸靠拢，先是确定为丰台（看丹村），还是不满意，认为“该处地方虽属孔道，然离京城尚有十余里，不特货物上下尚须转运，即行旅往来亦多不便，不若另勘距城较近之地，可以直达都门，于近郊地面更觉气象一新”（胡燏棻奏折）。金达提出，终点站应设在马家堡。从看丹村到马家堡，还有16里地，主持铁路修建的胡燏棻估计，“至少应需添银十余万两”。中央最后还是批准了金达的要求。
但是，要将津芦铁路全线铺成复线，这个预算就大大超过了原定的240万两白银的总盘子。据说，金达是利用中国官方对具体业务的隔阂，自作主张按照复线进行设计、施工，涉嫌为英国银行争取更大的贷款额度。其实，那是后来的“阶级斗争”史家们拿着有色眼镜看出来的。
在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摩他人的大清官场，一个“洋干部”想蒙混过关，实在是绝无可能的——除非，领导干部们想“装傻”，利用他的金发碧眼为掩护，分步向上级多要些经费。其实，就在同一时期，北洋舰队的副总司令、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提出了编练十万军队的宏伟计划，令中央高层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任命了汉纳根会同胡燏棻在天津编练新军，但最后还是被怀疑为别有所图，黯然下岗。胡燏棻也同时离职，来到津芦铁路任督办，编练新军的重担便落到了似乎更为“可靠的”袁世凯的手上。
金达作为技术官僚的“不讲政治”，其实是有“前科”的。
1881年，当李鸿章决心悄悄地建设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参阅本专栏《李鸿章“驴打滚”》）时，建设者们在铁路的轨距上发生了分歧。轨距（Track gauge）就是铁路轨道两条钢轨之间、以钢轨的内距为准的距离。当时，也是出于建设经费的考虑，主持铁路修建的唐廷枢倾向窄轨，或2英尺5英寸，或3英尺6英寸，金达则坚决主张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mm）。
1435mm是大英帝国在1846年就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的“标准轨距”。这个轨距，也是近两千年前罗马帝国战车的车轮轨距。严谨的罗马人选择了这个轨距，据说正好是两匹马并排时的距离，既能“多拉”，也能“快跑”。罗马人还在各占领区修建了轨道——在路上，尤其是山路和弯道上，凿出这一轨距的“车辙”(Road Rut) ，车轮就嵌在车辙里跑，既能保护木质车轮，也能防止没有方向舵及刹车装置的车辆打滑、旁移。这些罗马时代的车辙，至今在欧洲还能看到。“标准轨距”在大英帝国的主要殖民地都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轨距。
金达认为，如果不按照标准轨距建设，虽然眼前能省钱，但不能与国际接轨，对今后的铁路发展会形成瓶颈制约，不如现在咬牙撑过去。毫无疑问，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建议是非常有利的。后世的“斗争史家”们，非要将这作为“英帝国主义”攫取中国铁路权益的证据之一。其实，当时几乎所有能想出来的轨距，都已经被“帝国主义”们用过了，要够上后世确定的“爱国”高标准，只能“自行研制、自行设计、自行开发”一种“大清轨距”。但，这有必要吗？
驾驭千里马、尤其是“洋”马，其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光靠喊口号不行。当时的驭手如李鸿章等，一般采用“拿来主义”，脑子里那根“斗争”的弦似乎绷得并不紧，一看金达的建议靠谱，立即采用。从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段以标准轨距修起来的唐胥铁路，符合了“优生”的原则，之后顺利地繁衍出了津榆铁路（天津-山海关）、津芦铁路等，成为沟通京师腹地与东北的大通道（京奉铁路，即现今的京沈铁路）的一部分，并接轨全国，避免了中国铁路的窄轨命运。
如今，为了修建津芦铁路复线，金达再度坚持几见，最后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作为复线建设的津芦铁路，最终投资总额达到414万两，超出预算72.5%，超额部分通过向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贷款解决。毫无疑问，这令“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们赚到了大钱，但是，一步到位的复线，也促成了大清首都与大海的快速“接轨”，迎接浪奔浪流的新时代。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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