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第三次浪潮：第三波实业资本奔赴前线

　　败也创业板，兴也创业板。创投业十余年的沉浮终成正果！

　　然而，创业板开板后，始料未及的“三高”制造出创投暴利，却引发了继2006年、2007年全民炒股、炒房潮后的又一次资金迁移潮。所不同的是三四年前大挪移的个人储蓄资金，而此次是更为庞杂的产业资本潮涌创投业。

　　全民PE不可避免地陷入疯狂与乱象中。5·30及次债危机终结了股市、楼市的全民疯狂，创投暴富激发的PE狂潮与乱象该如何收场？

　　加强监管的同时，或许，让资金背后的掌控者从心理、精神深处有所顾忌、自我制约、有所不为，更能事半功倍。而这，依赖于自上而下的道德培育和国民教化，毕竟经济的参与主体仍然是人：人心安定则天下太平。

　　十年磨一剑

　　早在1984年，原国家科委在组织“新技术革命和中国对策”课题研究时，即意识到发展创业投资的必要性，并借鉴香港、台湾的译名，提出“创业投资”概念。1997年，在中共中央“科教兴国”战略的鼓舞下，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开始系统研究创业投资体制建设的有关问题。1999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等七部委《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2000年10月,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创业投资规章《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在颁布实施。2005年11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使得在中国设立和运作创投基金的法律障碍得以扫除。

　　从上述情况来看，创投业的出现早于创业板的提出，但创投业的兴衰却与创业板的生产过程休戚相关。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创投最早由外资引导：1999年前后，互联网概念刺激下，国内创投开始起步。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提出借鉴海外经验引入创业板，深交所因此于2000年停止了新股发行，全力筹备开启创业板市场。创业板的极大推动作用催生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创投热潮。大量的创投公司被快速成立，并高价争抢高科技项目。当时，深圳号称汇集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创投。1999年10月首届深圳高交会开幕，一度盛传中央领导将到会宣布创业板开闸，结果台下坐满了各路风投、创投精英，场面蔚为壮观。

　　被称为中国“风投之父”的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后来回忆称，开设创业板呼声最高的时候曾到一些地方搞调研，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虚火”不小。由于担心将不成熟的企业匆忙推上市，从而把风险投资家应承担的风险转移给了公众，他于是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先推出科技板块，不要匆忙开创业板。

　　也正在此时，2000年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全球创业板市场应声暴跌，国内尝试创业板的外部环境发生逆转。紧接而来的2001年，继银广夏事件之后，中科系及庄家吕梁、猴王掏空上市公司案、三联重组郑百文等，一个接一个的造假黑幕被媒体曝光，投资者信心大失，年中股市掉头一路急挫。

　　2001年11月6日，关于创业板的悬案终于一锤定音。正在文莱出席东盟高峰会的朱镕基总理公开表示，把主板整顿好之后，才能推出创业板；贸然开二板市场，担心会重复主板市场的一些错误和弱点。

　　创投业因此急转而下，步入寒冬。有资料显示，到2002年冰点时，创投机构总数不到200家，鼎鼎大名的达晨几乎濒临破产。

　　2004年，中小板开闸，创业板迎来分步走曙光，创投业开始回暖。到2006年走向规范发展时，创投业已经初露转热、过热苗头。2007-2008年，金融危机，创投业再次进入寒冬，但仅一年以后，随着创业板的开板景气迅速回升，至2010年再现狂热与虚浮。

　　十余年来，创投业经历了互联网泡沫阶段的疯狂，到互联网寒冬期数量骤减，创业板后时代的再度繁荣，几起几落，规模得到空前发展。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从1998年不到20家快速增长到了109家，筹资金额达893.38亿元人民币，是2006年新筹集资金额的4倍以上。而根据《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0》的最新统计，2009年末时，全国备案创投企业达483家，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965亿元。到2010年3季度末，备案企业上升到571家，实到资本1074亿元，注册资本已接近1500亿元。历年累计投资案例达5151个，累计投资金额为628.34亿元。

　　创业板的推出为创投机构提供了最佳退出渠道的同时，也创造了新一轮的造富潮，除上市企业高管外，潜伏其间的创投机构成为第二大暴富主体。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0月22日，共有130家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其中，有73家在上市前获得97家创投（VC）或私募股权（PE）机构26.80亿元的资金支持。这97家VC/PE机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为10.82倍（国有股转持前，下同），其中PE机构获得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倍数略低，为6.56倍，VC机构则获得了11.80倍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其中，广州科技创投和启迪创投分别获得73.20倍和72.61倍的平均账面回报。除高盛子公司入股海普瑞获得超过200倍浮盈外，国内启迪创投从数码视讯(300079.SZ)获得了152.62倍的账面投资回报。深港产学研创投在国民技术上的回报也高达46.05倍。

　　第三波实业资本转移浪潮

　　创业板制造的暴富效应又进一步推动VC/PE募资迅速膨胀，且乱象丛生。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10年前11个月国内VC人民币基金募资61.96亿美元，较2009年全年增长73.70%，募集数量137只，增长63.09%。投资也在同步增长，前11个月共有707笔VC投资，投资金额44.45亿美元，2009年全年分别为477笔和27.01亿美元，分别增长48.2%和64.6%。私募股权（PE）基金方面同样如此，前11个月PE人民币基金新募64只，比2009年全年的21只增长204.76%；募资金额为99.66亿美元，比2009年全年的87.28亿美元增长14.18%。

　　值得注意的是，PE募集金额小幅增长而新募基金数额翻2倍，意味着10年以来单一PE基金的募资额度已经由4.16亿美元下滑到不足1.56亿美元。大量小规模基金的出现突显暴利诱惑下PE准入门槛被迅速降低。

　　业内人士指出，众多闲散资金和非专业人士蜂拥专业性极强的PE投资市场，直接形成了继2006、2007年流入股市、楼市之后的第三波实业资本转移潮。与此同时，需要5-10年的投资经验积累的PE基金管理人，也如此前公募基金经理般被快速复制，许多刚入行或投资其他市场赚到钱的人堂而皇之地担任基金管理人。

　　实际上，不仅实业资本自发流向创投，部分主业与投资无关的社会机构也将眼光瞄向了实业资本。“深圳华强北有大量靠山寨手机等狠赚一笔的生意人，个人账户上躺着5000万元以上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不知道钱该怎么用。”深圳某管理培训机构新募创投基金负责人表示，“如果能把这些资金集中起来，投向有潜力和有资金需求的中小企业，经过几年的培育最终能在创业板等退出，则对投资人、对中小企业将是双赢。”

　　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有接触过大量江浙资金的创投人士透露，浙江目前就有数百家不同类型的PE机构，而他们更直接地“就盯着企业上市前的增发机会”。

　　大家都“盯着企业上市前的增发机会”的结果，迫使VC/PE的入股成本不断攀升。2010年中，深圳召开的某创投论坛一度成了PE大佬们的诉苦会。“一般来说8倍左右的市盈率入股比较合理，超过10倍我们就得咬咬牙，但是现在10倍以下的项目越来越难以谈妥，”深圳某大型创投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而在创投论坛上，有PE大佬抱怨，最高的入股成本有听说25倍市盈率。

　　“我们不投的那些项目，还是会有别的PE进去”成了2010年来创投业内的常态。资金过剩情况下，以往PE界常见的“项目找钱”再次被“钱抢项目”取代：一方面，VC/PE需要四处找关系才能拿到优质项目；另一方面，部分优势或者伪优势项目开始漫天要价，有些企业甚至不让投资者进行比较充分的调查。深圳某PE公司总裁表示，“不少企业只能看材料，不给复印件，甚至有的企业只让看复印件，不让看原件，”但是仍然有同行选择投资。

　　创投暴利加资金疯狂，也让掌握优质资源的业内人士或者掌握资源信息者难以自持。最典型者莫如国信证券李绍武案和中信证券谢风华案暴露的券商保荐代表人违规持股问题。投行的腐败还在于券商人士可以通过为VC/PE成功介绍参股项目而获得参股金额3%-30%的介绍费，部分甚至可以参与项目推出后20%左右的投资收益分成。记者了解到，深圳一券商研究员就因与准上市公司和拟参股PE熟悉，介绍双方见了一面而拿到了60万元的佣金。

　　实际上，根据记者的调查，不仅券商，所有参与上市工作的中介机构包括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有机会获得不菲的额外收入。

　　如此轻松的暴利获取过程，自然滋生上市过程中的包装行为。此前，平安证券包办的国联水产(300094.SZ)上市后就被曝涉嫌灰色交易，炮制合资身份损公肥私。更为常见的是企业在上市后业绩的迅速变脸。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上半年有22家创业板公司净利润实现负增长或亏损，而素有深圳“投行三虎”之称的平安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保荐数量占优，保荐客户变脸家数也居前。

　　好在，PE腐败曝光的同时，一场证券市场监管风暴正在从监管层、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各个方面开展，目前仍未完结。

　　作者：雷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