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燎原
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在复苏的轨道上运行，相比2009年，出口又重新成为拉动增长的需求因素，但通货膨胀也不期而至，行至年末，中国高通胀的态势已经确立，11月高达5.1%的CPI冲击着社会各个阶层的神经，而在各大媒体年度热词的评选中，“通胀”一词也频频
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是中国抗击通胀的旗手，也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周小川在超级复杂的经济局势下如何运筹帷幄，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央行一年来调控通胀的得与失，未来决策层将如何治理通胀等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11月CPI达到惊人的5.1%，2010年的通胀之高不仅超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预料，也在多数人意料之外！
年关将至，在被媒体问及“你的工作更难做，还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工作更难做”时，周小川坦言“自己的工作难做”！
的确，对于2010年的抗通胀之年，周小川有些苦涩。
艰难复苏
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过程中，货币当局起了个大早，但赶了个晚集！
2010年1月18日起，央行决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距离上次调高已有13个月之久。
重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超出市场预期，外界纷纷解读为这显示了周小川进行流动性管理的坚定决心，表明自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式拉开退出序幕。
进入2010年1月，商业银行突击放出大量信贷，市场传闻第一周即高达6000亿元左右。这成为当时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导火索，与此同时，经济强劲复苏，2009年12月出口同比增长17.7%，是12个月以来出口首次同比实现正增长。
不过，周氏颇具前瞻的货币收缩并没有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认可，由于2009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涉及到大量国有项目投资、商业银行放贷等，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困难重重。
在2010年春天，中国经济界的上空弥漫着并不乐观的空气，经济二次探底之忧无处不在。在3月份全国两会上，各界都在关注中国经济是否真正复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曾经明确的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还没有！”
“复苏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内需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趋势形成；第二、外需稳定地恢复。这个时候经济稳定增长，才叫做真正复苏了。”贺铿说。
与决策层一样，多数人都认为，2010年是非常关键、复杂的一年，如果掌握得不好，经济有可能出现第二次探底。
“所以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不是谈退不退的问题，即使到明年，也只能说‘淡出’，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说去年一个样，今年和明年就变了。”贺铿表示。
当时官方显示的CPI数据在2%左右，通胀压力似乎不大，不过问题出现在了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两会上温总理控制房价言犹在耳，房价却再次开涨，地王不断刷新纪录。
“谁说要加息了？”
回顾2010年的货币调控，周小川曾经无奈地表示：“多数央行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想使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
国家统计局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在4月15日召开，当季GDP增速达到惊人的11.9%。经济过热的趋势已现，而在这一数据出台前，4月8日，央行重启了冷冻21个月以来的三年期央票发行。
春节过后，家庭主妇们对物价上涨已经深有体会。在北京，以往廉价的绿豆价格几乎赶上了猪肉，每斤约8元左右。在绿豆价格的推动下，杂粮价格全线上涨，其中，薏米价格同比上涨超过100%，红豆价格同比上涨50%，黑豆价格同比上涨100%，小米价格同比上涨25%。
而进入4月以后，北京市场大蒜价格持续上涨，由月初平均批发价为7.8元/千克上涨到月中期的平均批发价9.5元/千克，上涨幅度超过20%。4月零售市场上，大蒜价格已卖到每斤6元，同比上涨幅度达到几十倍之巨，如此高的涨幅，即使房地产泡沫顶峰时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暴利的诱惑下，大量金融资本和超级企业介入农产品领域，粮食和食品价格正在面临一场全新的重估运动。灵敏的民间资本已经发现农产品领域这块炒作“处女地”，囤货待涨的氛围更加浓厚。
到2010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5.00万亿元，同比增长22.50%，M2与GDP之比接近200%，流动性之宽裕位居全球之首。
彼时，前瞻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担忧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开始建议加息。事后来看，4月也是央行加息的最好的时间窗口，中国央行本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收缩流动性，以防止货币超发，但在不同利益群体的较量中，在多重压力下，周小川仍然选择了放弈，并未采取更为严厉的货币调控手段，如总量调控的利率政策。
随后，4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通知要求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通知中提出十条举措，实行精确打击。
政府本身的调控态度似乎犹豫不定。所谓的差别化和结构化调控，实际上就是一种总量政策的软化。货币政策收紧不坚决，给外界一个误解，就是政府仍然担心经济二次回落，不会很快收紧流动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4月的一次论坛中，周小川表示“中国政府考虑退出刺激经济政策的前提，是决策层需要看到确切的迹象或统计数据，显示复苏态势良好”。会后，面对加息的提问，他甚至用反问来回答记者的围追堵截，“谁说要加息了”！
事后证明，周氏这一反问成为2010年金融调控一大“败笔”！
政策转变
在严厉的工业调控和限电措施下，工业企业从2010年夏天开始了紧张的去库存周期。
从2010年6月起，工业增加值增速突然出现了一个深幅调整，从5月的16.5%大幅放缓为13.7%，并在随后的3个月中，持续低位运行。
在“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目标即将完成之时，限电措施开始松动。经历了半年多的去库存过程之后，中国的制造业逐步展开“库存重建”的过程。
与此同时，从4月到9月，2.8%、3.1%、2.9%、3.3%、3.5%、3.6%、4.4%，CPI指数一路上行，在轻松突破3%的警戒线后，再次强势突破4%和5%的平台大关。
央行开始收紧调控口风。9月9日，周小川在一个论坛上警示，零利率可能导致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减弱，可适当管理利差，提高银行积极性。周小川这一讲话被解读为通胀压力加大及升息的暗示。
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天中午11：15左右，上证指数在银行股和地产股带动下高台跳水，收盘大跌1.44%。9月10日，上证指数再次下跌。
“我的理解是央行将运用利率调整这个政策性工具，目前负利率已经很长时间了，央行需要在正常市场环境下进行调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对记者表示。
而进入2010年9月份，全面的通胀已经山雨欲来，随着企业重建库存和PMI指数的持续回升，几乎所有部门的购进价格都加速上涨。各生产部门都将逐步感受到明显的成本压力，就连以往产能最为过剩的纺织品也开始全面提价，通胀渐成燎原之势！
在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时，央行终于扣动加息扳机，决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
对于所有银行储户来说，这是一次迟来的加息；对于善于打提前量的周小川而言，加息似乎对治理本已高企的通胀效用并不大，而仅仅是一种政策表态和安慰。但是由于2010年加息时机的一拖再拖，各方纷纷把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货币超发，最终责任在于央行的货币调控不力，周小川的压力骤然增大，在争议中，央行开始加大力度调控。
2010年11月2日，央行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指出“引导货币条件继续回归常态水平”。此言一出，市场预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正在退出，随后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0.5%。
进入12月，年度最重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终于定调——2011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同时，会议强调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根据以往惯例，将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至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暂别历史舞台。
世界主要经济体2010年利率政策变动
美国：
2008年12月16日后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之间的历史最低水平。
欧元区：
2009年5月13日后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1%的历史最低水平
日本：
10月5日将利率从0.1％降至0～0.1％（接近零利率）
韩国：
2010年7月9日、11月16日两度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5%
印度：
截止到2010年11月2日已6次加息
澳大利亚：
11月2日加息25基点至4.75%，为2009年10月以来第7次加息
巴西：
在2010年内三度上调政策利率
加拿大：
2010年6、7、9月三度加息
瑞典：
12月15日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1.25%，是今年下半年来第4次上调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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