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原题：新 “拆迁条例”：一场等不来和局的棋
前几年走过正义路，还能看到一些人举着旗子，在市政府门口上访请愿，反映拆迁的问题，后来就不大见了。至于原因，除了那里不是个散步的好地方，也可能是北京的拆迁户比外地要幸福一些吧。
跟一位朋友聊天，她说她认识一个北京土著，是清洁工，整天开着宝马去扫街。因为他们家是拆迁户，得了大笔补偿金，衣食无忧了，但清洁工的工作不舍得丢，为了要等到退休保障。还记得去年的大兴的灭门案吧，那可怜的一家住在大兴区天宫院村，看新闻说，他们被拆迁时获得了六百万拆迁款。北京的拆迁户问题，往往反倒是有钱了之后怎么办的社会问题。
北京的拆迁，虽然也有不公，偶有强拆，但比别处要和平，而且补偿要高出不少。在这里，拆迁是个机会。上月中旬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向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在北京的普通人中间就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北京有钱，这是根本原因，他们不在乎那些土地出让金，在这里稳定高于金钱。“二稿”影响的是全国，越落后的地方，强拆的悲剧越多，越期待“条例”的尽快出台。但这次他们失望了。
这个《条例》2010年1月份公开征过一次了，当时让国人很振奋了一下，认为刹住强拆狂潮有望，但《条例》短暂亮相之后就没了消息。这次拿出来的意见稿，是一稿的“洁本”，我看到一些很关键的条款已经删除，很明显，比第一稿退步了。
二稿删掉了最重要的一条，“未达到90%被征收人同意的，不得作出房屋征收决定。”90%，一个温暖人心的比例，这一条本有望成为被拆迁户的保护神。删除了这条，就意味着不管有多少人反对，政府只要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就可以一拆了之。
“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呢？“二稿”说，“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这条真要了命了，哪个地方政府强拆民房时不打着旧城改造的旗号？现在你给合法化了，人家岂有不用之理。还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甚至政府机关的办公楼都纳了进去。
一言概之，凡是政府需要的，都是公共利益，老百姓都需要无条件配合拆迁，是这个意思吗？
那么，老百姓不愿意怎么办？这一条是这么说的，“行政机关不能强制拆迁，必须要向法院申请强拆。” 我想问的是，法院什么时候拗得过政府的脾气？政法委书记是管谁的？了解司法的人会知道，如果无法保证法院的独立性，各地的“依法强拆”将易如反掌。
还有增加的一条需要警惕，“对征收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这一条的危险性应予以重视，因为所谓违章建筑，一定要考虑它的历史因素，违章不违章，全凭有关部门说了算，如果地方政府为降低成本，先让有关部门给鉴定为违章，老百姓上哪儿去说理去？
这个“二稿”仔细看完，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到处都是漏洞，它对当下全国范围内的强拆悲剧，基本上缺少有效的约束力，每一个作恶的地方政府，都可以在这个“二稿”找到动手的依据。
《条例》艰难的出台过程是一场博弈，在这个百姓、行政、立法、司法多方参与的博弈中，行政一方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如果新《条例》照“二稿”这个样子出来，对地方政府不啻于一个鼓励，而对被拆迁者，则是悲剧继续。
而最最可怕的是，“二稿”中完全没说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怎么办，几亿农民的土地，实质上是缺少法律保护的，他们无助地暴露在各种力量之下。从重庆发起的新农村运动，已经在不少省份推行，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搬入楼房。因为缺少公平与民主协商，正成为剥夺农民的土地与财产的新圈地运动，也许将成为下一个可怕的雷区。
当政者真的没发现这一点么？
在查找拆迁新闻时，我一直在想，强拆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回答的人很少。直到看到几个数字，我突然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些秘密。
1994年的时候，政府痛感中央财政不足，对地方依赖过大，一些国计民生的方针无力实施，于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核心就是收入上移，支出下移，几年过去，局面为之大变。1993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为22：78，支出比为28：72；到2008年，中央与地方收入成了53：47，支出比则为21：79。地方的收入下降迅速，但支出不降反增，财政收入除了问银行借钱，就是卖地搞收入，一些地方政府不卖地工资都发不出。
这就是地方政府为什么穷凶极恶的原因，没有钱，政府吃饭都成了难题，政绩什么的更谈不上。所以地方政府拆迁起来理直气壮，而上面一直保持着沉默，这是一种默契？
在新《条例》正式发布之前，还有一个不短的真空期，在这段时间里，“被拆迁的和拆迁的，前者是在作等待新拆迁条例出台的最后抵抗，后者是在赶新拆迁条例出台前的最后晚餐。”
拆迁不是中国唯一的问题，但在这里你可以读懂中国。
潘采夫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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