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房价增长近三倍 爱尔兰终难逃泡沫魔咒

　　爱尔兰没有逃出经济高速增长国家普遍经历的房产泡沫“魔咒”

　　□ 本刊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 文

　　23岁的伊丽莎白从爱尔兰最好的大学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现在她每天在一个呼叫中心打两三个小时的短工，和父母、上大学的弟弟住在一起。下一步怎么办，她有些茫然。

　　“刚进大学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伊丽莎白说，当时大家都觉得毕业后找工作会很容易。但到了2010年，“毕业即失业”成了现实。2010年，爱尔兰的失业率到了两位数以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是首次。在有着“凯尔特虎”之称的爱尔兰经济十年繁荣期里，爱尔兰一度以西欧最低的失业率为豪。

　　2011年2月本刊记者来到爱尔兰时，这个国家已经走过了危机中最紧张的阶段。2010年11月，在债券市场的巨大压力下，爱尔兰政府不得不低头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救援计划总额达850亿欧元。作为条件，爱尔兰政府必须在2014年前缩减财政预算150亿欧元，这个调整额接近其GDP的10％。

　　有了救援计划“兜底”，爱尔兰目前可以不必担心债市提高要价、财政资金断流的窘境，它也不再是债务危机传导链条上那块即将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但走在爱尔兰的大街小巷，更深层的经济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后果历历在目：新建的房屋空置，巨幅的办公室招租广告求租若渴，家具店低价甩卖……

　　满街的政党竞选人海报也提醒着这是首个由于危机导致政府倒台的欧元区国家——2月底即将举行的提前选举中，现主要执政党共和党（Fianna Fáil）注定惨败，现任总理考恩（Brian Cowen）也已引咎辞去共和党党魁之职。海报中，各党竞选人极尽全力展现阳光笑脸，却被都柏林早春的大风吹得七零八落。这或许正映照了选民们对各政党的不信任乃至愤慨的心情。

　　“以前父母总跟我们说上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的事情。”伊丽莎白说——爱尔兰家长也喜欢让孩子们“忆苦思甜”，“没想到我们现在自己也经历了，有点轮回的感觉。”这代人第一次尝到了经济起落周期的味道。

　　一着错 全盘输

　　祸根固然是此前十年越吹越大的房地产泡沫，但如果不是政府在2008年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它或许不会沦为那个颇具贬义的“欧猪四国”（PIGS——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一员。这着错棋便是，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爱尔兰政府决定对全体爱尔兰银行的负债进行地毯式担保。

　　“为储户的存款担保没什么争议的，有问题的是对银行债券持有者进行担保。”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国际宏观经济学教授雷恩（Philip Lane）对本刊记者说，“政府做得有点过头了。”

　　正因为爱尔兰银行体系的融资来源很大程度依赖债券市场，让当时的爱尔兰政府下了“银行债券也要担保”的结论。但他们没料到的是，爱尔兰的银行在房地产泡沫期积累的坏账有这么多，“由此产生的损失总要有人埋单，”雷恩说。本来债券投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损失，但爱尔兰政府的担保意味着，损失摊派到了全体纳税人的头上——救援银行的成本相当于给爱尔兰的每个纳税人加了1万欧元的负担。

　　“应该早就对银行进行国有化。”爱尔兰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研究教授菲茨杰拉尔德（John FitzGerald）对本刊记者说，正如英国和美国政府对该国银行体系的做法，这种方式最终对纳税人的代价会小得多。

　　“原因是行政管理水平很差。”菲茨杰拉尔德说。首先，爱尔兰央行监管部门没有预防房地产泡沫的生成，在繁荣期允许银行过度放贷；其次，当监管机构意识到危险存在时，它们没有任何准备；而当危机来袭，面临巨大压力，有关部门报告给决策者的信息又不充分，导致决策层草率作出错误决定。

　　“先犯错误的是银行，然后是监管者，然后是行政系统内的一连串失败。”菲茨杰拉尔德总结。

　　泡沫吹起来

　　和世界上许多经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一样，爱尔兰没有逃出房价泡沫的“魔咒”。根据ESRI的数据，到2006年房地产市场达到顶峰之前的十年里，爱尔兰全国房价增长了270％，与之相比消费者物价的上升幅度只有30％。这十年里爱尔兰新建的住房数量占到了这个国家住房总存量的三分之一。

　　房价上升的一个原因当然是需求的上升，这包括爱尔兰人口年龄结构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低、居民收入上升、爱尔兰从一个净移民流出国变成一个净流入国。“就像今天的中国。”在爱尔兰已经生活了近15年的中国人刘晓玲，谈及前几年爱尔兰房地产繁荣期的感受，“也是连夜排队买房！”

　　在此基础上，1998年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MU）后贷款利率的骤降、爱尔兰金融体系自由化和轻监管等，就为该国房地产市场的炒热“火上浇油”。

　　目前，爱尔兰房价已经从2006年的高点平均下降了38％，相当于回到了2002年的水平。在首都都柏林，一些原先价格最高的房子价格已经缩水到峰值的一半以下。ESRI研究住房市场的杜菲（David Duffy）对本刊记者说，爱尔兰房价起码还要再降10％才能见底。“目前的交易量非常低，因为人们认为房价还是会降。”

　　菲茨杰拉尔德也表示，房地产市场要反弹还需要等到经济开始增长，失业率开始下降，外来移民开始重新到爱尔兰找工作，对房地产的需求才会有明显回升。他认为这可能要到2013年。

　　“教训就是，在一个货币联盟里，我们不能用货币政策来调控房地产市场，而应该用财政政策。”菲茨杰拉尔德说，虽然学者一直在呼吁，但政府没有通过对房地产市场征税等方式来抑制房地产泡沫。再加上对银行过度放贷的监管不力，加剧了泡沫的放大。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看，需要看整个体系的总体，因为单个银行可能都觉得自己的放贷决定是有道理的，但当它们全部都面临同一种风险，整个系统就集体性地承担了过大风险。”雷恩也对本刊记者说，“需要有很好的金融监管，确保信贷增长不要过快，这可能是中国可以从爱尔兰身上吸取的一个教训。”

　　“凯尔特虎”还能跑

　　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还被人说成是“欧盟第三世界国家”的爱尔兰，经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欧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今，“凯尔特虎”虎落平阳，但经济中那股活力仍不容忽视。

　　首先，即使财政紧缩计划下爱尔兰人的收入减少、税收加重，爱尔兰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在欧元区国家中居于前列。比如，大学毕业生起薪往往能达到每年3万欧元，远高于南欧的其他危机国家。收入水平较高意味着爱尔兰政府现在提税的空间较大。此外，过去爱尔兰人口中有近一半无需缴纳收入税，这也让政府可以通过扩大税基来增加收入。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国经济体，爱尔兰的财政调整代价也会比表面看起来小。由于爱尔兰本土消费品很大部分来自进口，经济紧缩后，爱尔兰人压缩消费主要是对进口的减少，“财政调整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往外输出了。”菲茨杰拉尔德说。

　　另一方面，爱尔兰的出口部门将率先走出危机。据ESRI预测，虽然2011年爱尔兰的消费会降低0.75％，但出口将实现6％的健康增长，并在2011年年底实现经常账户的盈余。“所以虽然政府在向外国借钱，但爱尔兰居民和企业从外国获得的支付额要比政府借过来的更多，经常账户盈余可以冲抵资本的进口。”菲茨杰拉尔德说。

　　菲茨杰拉尔德认为，爱尔兰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不同之处还在于爱尔兰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受教育的人如果在爱尔兰找不到工作，不会留在这里乱晃（等待救济）。”由于历史上有往外移民的传统，这个国家的年 轻人到其他国家留学、工作等是普遍现象，当他们从国外回来，就能带来新的语言技能和做事的方式，“这也是爱尔兰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爱尔兰是许多跨国IT企业，包括微软、Google、Facebook、惠普、苹果等欧洲总部的所在地。“凯尔特虎”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爱尔兰通过发挥本国英语优势、利用低企业税等优惠政策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也一度被称为“全球化的典范”。近年来，由于爱尔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IT企业逐渐将制造业移至东欧甚至北非等地，但研发、市场营销等核心部门仍然留在了爱尔兰。该国的经济结构事实上有所升级。

　　毋庸置疑，只有12.5％的低企业税率是该国吸引外资的核心策略，这让企业税率高达30％左右的其他欧洲国家一直“耿耿于怀”。2010年11月爱尔兰与欧盟谈判救助计划之际，法德等国一度拿企业税率做文章，给爱尔兰压力，但爱尔兰坚决顶住了这个压力。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社会科学与哲学院院长维克汉姆（James Wickham）认为，在爱尔兰投资的跨国IT企业，还“受益”于爱尔兰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所谓的“自由社团主义”（liberal corporatism）。

　　一般的“社团主义”中，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形成合作关系，工会通过与雇主的集体谈判确定一个较高工资或是取得较高的劳工保护水平，“回报”则是工会协助提高工人生产力，并尽量少使用罢工等手段，减少对生产的扰乱。这种模式在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可以找到，也被一些学者归纳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较好的原因之一。

　　但在爱尔兰，作为经济重要部分的高科技产业基本没有工会，工会越来越集中于公共部门。一方面，跨国IT企业不必担心工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部门工会与雇主达成的全国性工资协议，反倒减小了IT业工资上涨的压力。

　　能走多远？

　　建立在低企业税率基础上招商引资的模式还能持续多久？爱尔兰的学者们还有很大争论。

　　圣三一学院教授雷恩认为，除非全世界都能达成统一税率，否则税率高低就应该是各国自己的选择。ESRI的菲茨杰拉尔德则认为，把核心产业政策寄托于低税率不能长久。假如美国国会立法要求在爱尔兰投资的美国企业，由于在爱缴纳企业税较低，还需在美国额外缴税，爱尔兰将无力招架。但他也认为，即便要提高税率也不是在当下，因为这只会伤害爱尔兰经济，使其更深陷危机。

　　相比经济学家对爱尔兰高科技产业的乐观，社会学家看到了鲜亮背后的阴影。圣三一学院的维克汉姆对本刊记者指出，这些高科技企业雇员大部分来自国外。“从Google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到本土的小电脑游戏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外来的高技术移民。”

　　“过去15年来，爱尔兰年轻人对工程师、计算机技术等行业的兴趣越来越小，表现在申请这些专业的生员质量在下降。”维克汉姆说。相比之下，房地产、会计等“赚大钱”的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所以泡沫不仅是房地产泡沫，而是一个投机性资本的泡沫。”

　　在维克汉姆看来，房地产危机只是爱尔兰整个社会危机的一个侧面。以都柏林为例，这些年来城市的发展是“开发商主导”的模式，“也就是开发商想在哪里建房，城市就建到哪。”结果是，都柏林往城郊急速扩张，住宅区不合理地分散，供水、排水等公共设施运营成本无端加大。

　　另一方面，为了尽力保证爱尔兰的低税率，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爱尔兰政府也没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都柏林的公共交通系统几乎是全欧洲首都中最差的。公共交通不便，加上住宅区往远郊扩散，导致都柏林人越来越依赖私家车。

　　“死结”，维克汉姆2006年出版的专著以此为题，指出由此产生的堵车、污染等问题给都柏林乃至整个爱尔兰的长远发展带来的严峻考验。五年过去了，情况有改善吗？“没有。”维克汉姆回答很干脆。而还要在经济不景气中挣扎少则十年，长则数十年的爱尔兰，已经更加无力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