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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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
2月27日，在中国经济政策与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深圳召开了第二届深圳特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政策发表了见解。《第一财经日报》编发有关观点，以飨读者。
刘
2015年前后我国GDP增速将进入下降时间窗口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和前几个五年规划相当重要的一个区别，我认为就是，经济有可能会碰到高增长边界。中国经济过去30年每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现在要触到这个边界了，增长速度要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台阶。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也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研究发展前景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以日本、韩国、德国等战后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参照，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购买力平价单位)的时候，增长速度一般是下降3%左右。从中国来讲，2010年中国的国际元已经将近8000，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大概3~5年就会到1.1万国际元的水平，所以我们就会进入增长速度下降的时间窗口。具体哪一年还不好说，但是以2015年为中心点的话，前后两年都有可能，大体上是“十二五”和“十三五”相交的时间可能性比较大，上升速度由前些年的10%左右降到7%左右，甚至其有可能更低一点。
增长速度降低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想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是如何防范和化解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在低增长时期就会显露的矛盾和风险。比如说中国经济是速度效益型经济，有些人说能不能速度低一点，效益好一点，其实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一般是速度高一点，效益就好一点，速度一旦下来，效益就会下降。企业不会在低速度下盈利。应该说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当金融危机波及到的时候，GDP降到6%的时候，企业的效益大幅下滑，财政收入也出了问题。如果几年以后，增长速度不是仅两个季度，而是持续地降到了7%左右，遇到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各种资产的布局，都是以高收益作为前提的，如果速度下来了，人的预期发生变化了，各种资产是要重新布置的，这时候可能还不是一般的泡沫破裂。
还有一个情况，金融机构相当多的贷款7年到期，7年以后是怎么样的情况？现在干得不错，7年到期以后可能就是很大的问题。当黄金的高速增长期结束以后，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中国能不能避开这个危机？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经济潜在增长下降了以后，政府还想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继续采取宏观刺激政策。日本上世纪80年代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前车之鉴。另外，如何抓住转型的机遇形成新的优势？中国如果说经济增速降到7%左右，如果转变比较好，还能维持10到20年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目前大家对这个事情重视不够，增长速度下降将会使中国的发展方式发生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讲了很多年，但是为什么转不过来？其实还是缺少一个条件，就是当高速增长在维持的时候，一定不会转。所以今后5年，应该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后、最有利的时机。
范恒山(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
“十二五”区域战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经过过去5年，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日趋清晰，沿海与内地竞相奋进、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上形成。“十二五”时期，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要继续贯彻区域发展的战略和区域功能区的战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下一步就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方面做三项工作：
一是促进重点地区加快发展。还是要抓两头的思路，一是继续培养一些新的增长点，最近我们将推出河北沿海发展的战略，把沿海布局中最后一个板块补齐，还要推出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二是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正在制定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攻坚计划，把贫困地区工作的着眼点从一个一个县解决到一个一个片，连片的解决，不把这个短板补齐，谈何现代化？
二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权利能否均等，发展机会能否公平，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那就是更大的问题。
三是深化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要提升沿海开放的水平，加大沿边开放的力度，要构造一个个内陆开放的平台，如重庆的“两江”新区。我们还要推出几个重要的新区，把武汉、西安、成都、重庆这些地方都打造成内陆开放的高地。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民工荒”悖论并非人口红利问题，需打破户籍制度概念
现在中国还有40%的劳动力是农民，可是这两年出现了民工荒，劳动成本大幅上涨。有的专家在研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为什么突然出现民工荒了？按照工业化一般的进程，农业劳动力到10%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有40%的农民，怎么就出现民工荒了？
仔细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过去只让农民来打工，不让农民住下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大批农民30岁以后回乡，过早退出劳动力供给市场。结果就出现了民工荒悖论：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还在农村，另外，城市里没有老农民工。这件事很重要，以前上海的老工人，有熟练劳动技能，现在一代一代的都是新的，因为老的住不下，过早地撤出了劳动力供给。岁数比较大的农民回去了，半大的孩子慢慢地出来了。
全国农民市民化将是一个趋势，中央政府会积极推动这件事情。我认为地方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实验，我建议要打破过去户籍制度的概念。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我们的户籍人口是很幸福的，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户籍贵族”，他们享受很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而按照现在的“户籍贵族”的办法来实行市民化太慢了，有限的财力要让一个一个的农民工都有了城市户籍，给他提供那么高的福利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建议应加强常住人口的概念，采用双轨制，户籍继续供给，但是新的财力集中到新的常住人口上，首先提供基本保障，然后逐步扩大、逐步增加，我们不希望他一步走到“户籍贵族”的水平，使他慢慢觉得这个城市是他的城市，可以有一些公共服务品能够提供给他们，这样使他们在城市里一代一代地住下来。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改廉价商品出口为资金出口
中国以前的出口主要是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的低价格，形成竞争力。但经济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劳动力价格也不断上涨，土地价格、资源环境成本都在上涨，因此中国出口的结构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也就是说出口的结构也要调整。
我们还要强调扩大出口，手段是什么呢？我认为，新的优势就是30年换来的资金优势。现在国家处在资金相对过剩的时期，不是说供应过少，而是过多，外汇过多，人民币也过多。按照规定，商业银行贷款最高的限额是75%，也就是说你存款100块钱，可以贷75块钱，发达国家可以贷100块钱。但尽管是75%的低标准，现在几个大的商业银行离这个标准还差得远，比如说工商银行[4.23 -0.94%]只有60%的贷存比，还有15%按照法律规定可以贷的钱，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里，这15%是多少钱呢？存款有12万亿，15%有差不多1.5万亿~1.8万亿人民币资金。
现在人民币多，外汇多，这是我们的资源，出口要利用这个资源，以资金的出口带动产能出口。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开始了，我曾经提出过，这有点像二战以后的美国马歇尔计划，将美元和美国当时过剩的产能结合起来。那段时间也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我想在今后20~30年，这种新的出口模式将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有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引出另一个问题，资金出口一定会涉及外汇和人民币怎么走向世界的问题，怎么样使人民币变成国际化货币的问题。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上，有一种讨论到的路径，就是通过港币的途径。香港作为中国商品通向世界的桥梁，支撑香港经济繁荣了好几十年；如果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梁，我认为还能够支撑香港繁荣至少30年，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也不会下降。具体方法是，实现港币联系人民币的汇率制度，那么港币就相当于国际化的人民币，或者是人民币的国际版。现在人民币和很多国家的货币都有货币互换协议，如果港币和人民币联系汇率固定了，人民币与港币之间再互换协议，那就相当于人民币走出去了。现在很多企业家、学者都提出这个设想，当然还在论证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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