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接受搜狐财经专访 |
搜狐财经讯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接受搜狐财经专访时表示，要限制垄断行业里面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制定一些标准，使高收入行业人群收入透明，适时的应统一对外公示。
个税起征点不会超过3000元
记者：您今年的两会提案是什么？
杨庆育：今年主要围绕民生统计基础工作，真正考虑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确定国务院16号文件，还有分类因地制宜制定节能减排的指标，支持重庆“四改”，比如养老积蓄的问题，沿海农民工养老接续。
记者：国务院正在讨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问题，你认为会上调到多少？
杨庆育：可能不会超过3000元。要提高的话，美国更说你了，他用购买力评价你的GDP，认为你的GDP低估了，中国这么大的购买力GDP才5万多亿美元，肯定怀疑你这个数，的确购买力评价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你的购买力是从你的国民收入当中形成的，只说明你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太多了，但是钱从哪儿来的？都稀里糊涂的，你说北京2万、3万、4万一平米的房子都有人买，很吓人，你用2万多块钱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不能解释的。
记者：温家宝总理说“十二五”期间GDP增速稳定在7%左右，重庆大概是多少呢？
杨庆育：12.5%。
记者：温总的定调突然下滑至7%，从政府角度来说，放缓是什么原因？
杨庆育：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留下空间。
记者：我有这么一个疑惑，就是国务院已经给重庆出台了一个国家规划，这个和之前的3号文件不同在哪里？
杨庆育：3号文件是针对重庆的，成渝经济区是一个经济区域发展的问题。而3号文件是给重庆量身定做的文件，特别给重庆的东西，不是给大区域的，这是两回事，我觉得不是一回事。
收入分配改革要提低限高
记者：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重庆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缩小增长差距、基尼系数要降低至0.35，我想问一下重庆在收入分配方面会有一些什么做法？
杨庆育：实际上有四个字，一个是提低，一个是限高，主要是提低。提低主要是针对低收入群体，提高他们的收入，稳定他们的收入，不断的使他们的收入有所增长。比如说农村居民，我们2009年农民纯收入当中，财产性收入非常低，不到70块钱，占比值1.5。但当年全国农民的财产型收入占3.2，就说明这是农民纯收入当中的一个缺陷。我们针对这个缺陷制定了今年的统筹城乡改革，把林权、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能够进行抵押、质押、融资，来提高我们农民财产性收入。城乡居民有一些困难户，也有一些低收入群体，比如说他们因病、因工伤都会带来系列问题。在这个方面不断的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能够和其他收入水平提高的人同时提高，包括发放临时性的救助，用这样的制度来确保他们的生活质量。
此外，还要使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也能够逐渐的增长。比如说2010年我们就把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由1411块钱提高到了1556块钱，今后这些都要制度化。
还有就是企业的低收入群体，就是企业的一线职工和农民工，应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那么我们有些地方实际上30%都不到，重庆现在就考虑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线，争取到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平均工资标准的40%。国际上惯例一般是不低于40%-60%，现在我们最低的只有20%多。
然后，在提低上面还有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基本公共服务是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标识，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这些东西，现在东西部差距还很大，应该通过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断的投入，使我们基本公共服务能够达到均等化。九年义务教育逐渐走到十二年制的义务教育，而且是实质性的并不是表面性的，他在那儿待了九年但是他并没有具备九年的知识，这就有一个教育资源的均等布局的问题了，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
所谓的限高，就是限制我们一些行业里面，尤其是垄断行业里面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笼统的说，实际上是没有多大道理的，我觉得应该制定一些标准，使我们这些高收入行业里面的那些人的收入透明，应该公示，不然我们这些人老在那儿怀疑。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里播出国资委的领导同志还出来专门做了说明，但是实际上的确有，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数倍之差的确是存在的。所以限高，应该是使他们这些人的收入，处于一种相对的公平的、透明的公示制度，对于垄断行业里面的高薪阶层应该有一个限高的极限，就是必须要封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说富二代，今后就会说富三代，然后说农民工新生代是穷二代，今后就是穷三代，这叫代际继承。代际继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农民也有富裕的，这个人要不然是天资聪颖、素质比较好，要么是读书做了白领甚至是做老板，一句话有素质、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所以代际继承真的要做下来的话，还是要在教育上做文章，因为知识创造财富、智力创造财富，我们农民穷是穷在这个地方。
像国外，日本首相就不敢把财产给他的儿子，因为他的遗产税特别高，所以干脆我就奉献给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就是捐赠了。我们国家能不能实行遗产税呢？我觉得能。但是应该怎么操作呢？比如说老杨去世了，你知道老杨的财产多少吗？你要知道他财产多少，那么你必须要公示，要建立真正严格透明的财产公示制度，就是说你要对那纳税要有一个纳税基数，你连基数都没有，你怎么对他征税。我们现在经常说亿万富翁多了，但是从理论上说，你闭着眼睛想你怎么知道我有。你说福布斯公布的，福布斯公布的有什么依据啊？你可以把这些说的天花乱坠都没有问题，但是下面具体来实施，还要有一个具体的工作。所以我这次提了个建议，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研究遗产税，我就建议国家统计局应该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加强民生工作的基础统计。
中国人口红利还未消失
记者：关于产业转移的问题，这个重庆一直是走在前面，现在转接的如何？还有民工荒的问题，现在是不是解决了？
杨庆育：我觉得中国产业转型的问题，是和我们整个对外开放是联系在一块的，因为我们前30年的大进大出，加工贸易使我们产生了长三角、珠三角这样一些大的经济发展区域。但是次贷危机、经济危机给我们一个猛然的惊醒，这种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但是我对这个观点是有我自己看法的。
所谓外需不可持续，是因为你是中低端的外需，这样不可持续，高端的外需肯定是可以持续的。举例来说，日本就是外需拉动经济，日本的经济只有中国的1/23，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10，但是日本创造的GDP和中国相当，我们只在去年超过了它一点。这么大的财富它不靠外需拉动，它靠谁？但是日本是站在产业的高端，你们记者所用的摄像器材、摄影器材都是日本的，我们高端产品里面的芯片都是日本生产的，它站在高端技术上，所以它的外需拉动走向高端。所以你谈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种产业转移有西部和东部，有承接转移的力量，在转移的过程当中要提升，你不能够盲目的接替人家。就是二三十年前发展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必须在这个转移过程当中，使它能够紧密结合到高端，来实现它的转移，要不断的提升，要进行结构的优化。
民工荒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了，人口红利还存在不存在？第一次大转移过程之后形成了第二次转移，是不是我们的劳动工资要不断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了。总体来说，我认为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消失，中国的劳动力总体上我说还是丰富的，现在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结构失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产业在不断升级过程当中、不断优化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那些普通的、简单的像卓别林所演的《摩登时代》那样的完全像机器一样的操作工人，他应该是有技术、有素质的白领工人。所以它给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是对于教育制度的挑战，需要我们迅速的和优化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培养出这些有素质的、有文化的能够操作的白领工人。不是简单的农村里面的挖地的农民出来做加工贸易，按螺丝钉、挖土不是需要这样的工人。
职业教育在重庆做的很好。西泳综合保税区旁边有个大学城，十七八所大学在那儿，任何一个外国人到那儿一看，都觉得那儿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人。它里面专业的设置，可以根据工厂的需要来设置专业，它既解决了工厂、公司里面所需要的用工问题，又解决了大学生毕业分配的问题，使我们大学生能够迅速的就业。它从这些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把问题看的比较深一点，实际上民工荒不是我们缺人，而是我们人素质上的结构性失衡，需要我们在这些根本点上做文章。
记者：这样来说的话，是不是重庆以后会适应这种高科技技术化人才的培养，还有引进高科技企业进来有没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杨庆育：重庆刚刚制定了到2020年的人才规划，去年引进了中国工程院的几个院士，我们在整个人才规划上力求按照重庆我们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2+10”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按照统筹城乡和重庆建设，我们内部开放高低来打造我们的人才高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重庆产业集聚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才集聚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力集聚的问题。未来的层次增到哪儿呢，从头到尾增完下来，最后还是增到人上面。
记者：还是要通过教育来引导产业？
杨庆育：换句话说产业引导教育，教育应当为产业服务，我认为应该是这方面工作。教育搞一些专业，社会事业需要这种专业，通常我们说在科研上面叫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基础研究是研究一些基本的东西，像陈景润研究1+1，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头脑都摸不着，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呢？也需要。但是我们当前更多是开发性的研究、应用性的研究。
像重庆这样的城市来说，也需要院士，但是需要更多的是应用性的人才、研发性的人才，能够直接面向经济一线服务的人才。我们所研究的成果不能放在实验室里面，不能只放在大学校园里面，让它出校门，让它和现实结合起来。再比如说汽车研究院为什么设在中心，摩托车的检查中心标准为什么在重庆，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摩托车制造基地，它有一个庞大的汽车制造基地，为什么我们天然气化工一流人才全集中在重庆，因为重庆有中国最大的天然气的化工基地。像重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设置大量天然气化工专业。
那么，现在重庆大学半导体学院，针对今后新电制造，我们成立信息学院，对我们今后笔记本电脑的打造，在重庆邮电学院设置了半导体学院，也是针对笔记本最终制造核心件，必须制造它的芯片，必须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块，最后你必须走到这一步上面来，所以重庆的学校在这方面具有一种领先性。
“棒棒军”是阶段性现象
记者：说到人才的问题，重庆“棒棒军”问题外界的评论是褒贬不一，你怎么看待“棒棒军”的问题？
杨庆育：我觉得“棒棒军”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到最后它肯定会没了。比如说北京，我就提一个问题，北京买冰箱你们怎么运到家里去的，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一种符号。
记者：您觉得是重庆特殊的山区地形催生的吗？
杨庆育：不是。像北京买电冰箱它的售后地方就有专业的运输公司，就可以运过去，就是“棒棒军”。重庆没有专业性运输公司，它的销售也不是很庞大，建一个专业性的运输公司，挺不划算的。但是，一旦社会化有一些专业化公司，它就可以大量去为这个商场、那个商场服务，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集约规模化到达一定程度上就会取代它。我说阶段性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它很便宜，因为它挺方便，甚至那些去买菜，说5块钱给我拎回去，然后你背着就回去了。如果今后到专业化比如说配送中心都成立了，你需要什么一个电话就来了，他全给你配送过来了，他还需要“棒棒军”吗？他不需要了。
把“棒棒军”逼的没有出路了，“棒棒军”的儿子不愿意干“棒棒军”，80后、90后的农村孩子不愿意干“棒棒军”，他就知道我要不当我老爸，我要有文化，我要钻研知识，所以今后它的接班人也没了。所以，褒也对，贬也对，但是它这个事情有阶段性，肯定是阶段性。
记者：据我所知目前库区改善工作还在继续，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今后库区建设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杨庆育：我觉得库区从2010年进入2011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因为2010年我们移民已经全部完成。国家已经进行了175米水位的实验，整个库区没有发生重大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库区的移民是成功的。但是，按照中央政府对移民的要求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叫迁得出，第二句话叫稳得住，第三句话是逐步能致富，所以国务院现在正在制定库区后期扶持规划。中央关注库区发展，因为主要是从库区的产业发展、库区地质灾害的治理和库区的生态环境，从这些方面使库区的人民逐步能致富、能够稳得住。所以我认为所谓标志性的转变，就是由迁得出走向了稳得住和逐步能致富的过程，所以我认为第一库区移民是成功的。第二通过国务院对于库区后续扶持规划，能够使我们库区形成一个“三有一新”的库区。（文/孟先亮）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