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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凡涉及总量增长的预期指标都超额完成，涉及结构调整的许多指标则完成得并不理想
以“两会”为开端的新五年正在开创中国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未来。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又是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转型“元年”。“十二五”规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7%。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调整，更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由高速向常规发展的“新时期”，并为更多的结构战略性调整腾挪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为我们展现出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画卷。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计划目标分别是8%、7%和7.5%，最终实际年均增速分别达8.6%、9.8%和11.2%，均较原先目标有一定超越。“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4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
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引领作用也更加突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2009年，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世行预计，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但总量指标依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在关注数量性指标的同时，更应期待质量型和效益型指标的增长。
从总体情况看，“十一五”期间，凡涉及总量增长的预期指标都超额完成，涉及结构调整的许多指标则完成得并不理想。需求结构方面，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状况继续发展，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没有改变，产能过剩状况相当突出；产业结构方面，工业部门产值比例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产值增长很不理想；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整体进展仍然较慢，局部有恶化现象，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走出原有轨道，当前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因此，必须把调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加快五个转变，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近十年“三驾马车”同比增速平均分别达20%、14%和21%，近两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95%和55%。在投资刺激政策退出和鼓励进口措施下，投资与净出口的持续高增长动力将减弱，目前已现端倪；消费启动则面临收入、社会保障、房价等一系列瓶颈。客观上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因此要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当前我国“一产不强，二产过重，三重不足”的产业特点比较突出。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0%。三产比重比2005年提高2.5个百分点，但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不如印度的50%，更与美国的80%占比差距甚远。因此调整产业结构迫在眉睫。十二五时期应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此外，中国转型的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建立新的产业体系，要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产业持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大发展。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的GDP中，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这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四是优化收入与利益分配结构。“十二五”时期要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将要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不仅要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还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五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近两年投资高增长成为环境保护的最大杀手。目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耗要增长0.8到1个百分点，即使广泛采用清洁能源，这一数字也很难低于0.5。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客观上也会倒逼经济增速下降。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要在外部环境变数多、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还需付出很大努力。中国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能源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顺利渡过转型的阵痛期，需要更多的“体制攻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深化收入分配、就业、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扩大非公有经济的市场准入，所有体制性变革都需要“统筹协调、多头并进”，这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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