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中国凭什么征房产税

许善达：中国凭什么征房产税

　　搜狐网：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做客我们搜狐“两会”直播间的特约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先生，许老师，你好。

　　许善达：你好。

　　搜狐网：我们谈到税负这一块许老师是非常有经验的嘉宾。财政部曾公开表示中国宏观税负达到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您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许善达：中国宏观税负现在口径有很多个，财政部的口径是指由财政部所管的预算这一部分，他说的比例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拿这个预算比例和其他发达国家比的话，一般发达国家都是30%多，我们是20%多，这肯定是低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我们中国政府收入有很多没有进入我们的预算范围，预算外有一笔钱，另外还有很多非税收入，还包括我们出售政府资产，比如说出售土地，土地转让的收入，所以你要从政府全部收入来看，比这个数要高。现在专家们测算，都是30%以上，有35%、38%的，这是说整个政府的收入，所以整个政府的收入和财政部公布的数字都是对的，但是口径是不一样的。

　　我们和其他国家比，我觉得这个比的时候要用统一口径比。有一个数字应该说还是统一口径的，如果我们把社保部分去掉，我们政府收入不散社保部分，只算非社保部分，我们是20%多一点，美国是21%，日本是19%，所以不含社保部分，我们预算收入水平跟美国日本差不多。但是我们总量比别人低，低在哪儿？我们社保部分低，美国社保占GDP10%几，我们才占了百分之几，所以这一部分是偏低的。如果说我们要增加政府预算收入比重，重点是要在社保部分增加，而不是非社保部分，非社保部分应该说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样全面的理解比较准确。首先要做费改税，就是非税收入进入税收领域，政府要编制资本预算，出售资产的，或者国企经营要专门编一个预算。为什么他们要单独编预算？因为这里面还有负债，政府现在很多投资，比如说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那里面国有资本一部分是借债的，所以他有一个资产负债表，资产多少，负债多少，还有所有者权益多少，如果不把这个预算编出来，光看到现在国有企业有几万亿的资产，你没有看到国有企业有多少的欠债。所以我想，我们预算目前是一个在改革中不是很完整的，一般预算也没有全部覆盖政府这部分收入。另外还有资本预算刚刚开始编，应该说比一般预算编起来离完善距离又远了，所以我们预算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在计算比重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要统一口径比，口径不同，相互比较会给人一个误导的信息，只有统一口径相比，才能知道我们预算是高还是低，应该是增加还是减少，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搜狐网：归根到底还是统计方面的问题。

　　许善达：对。

　　搜狐网：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昨天有消息说，代表委员提案、议案都表示5000元是比较合理的，包括之前有人说3000元比较合理，您认为起征点调整为多少比较合理？

　　许善达：坦率的说，我对起征点定多少我不怎么感兴趣，我也不怎么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客观的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某一个数值就是正确的，比它高比它低就是错误的，这个不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扣除额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社会有一些要求，政府部门研究，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意见，最后通过国务院，通过人大决定，说这个扣除额要提高多少。我认为这种办法有缺点，全社会这么多人都来议论这个扣除额的问题，这是没必要的。现在媒体上登了多少这方面的信息，有多少人在发表意见，我们政府机关有多少人在研究这个数。还有不同的政府级次，财政部也好，税务局也好，他的工作部门先要研究，到了部委级还要研究，到了国务院还要研究，国务院研究的时候很多国务院领导同志都要参加，人大还要做出决议，人大里面还有程序，人大财经委、预公委都要发表意见，就为了这么一个扣除额的数字，我认为这个办法不是一个制度性解决的办法。所以我的建议是，最好把扣除额跟通货膨胀挂钩，我这个是假设，这个问题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通货膨胀率的三倍是我们每年扣除额提高的份额。比如说通货膨胀是3，我们扣除额提高9%，通货膨胀是4，我们扣除额提高12%，我就举个例子，当然以后也许挂钩的比例比这个高，或者比这个低。但是我想这样一个办法，这么多人不要再天天议论，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消耗，犯不上为扣除额低一点还是高一点，这么多资源投入进去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我认为制度性的解决，保证一个办法出来，这样大家心里都知道，今年通货膨胀是3，我今年扣除额能提高多少，明年通货膨胀是2，我扣除额提高多少，不要年年都去议论这个数字，所以这是我的看比。

　　搜狐网：如果CPI是负的怎么办？

　　许善达：这个办法本身当然是我的一句话，CPI是负的可以不提高，如果是负的我提高1%或者2%，这个技术上问题都可以解决，关键是我希望技术性制度，而不要每次为这个数字讨论。至于说制度怎么写好，这个不用担心，只要立法机关下决心搞一个制度，我觉得咱们司长也好，处长也好都会有非常高的水平，研究一个制度性的办法。我对这一点是一点不怀疑的。主要我觉得，不要每年都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搜狐网：需要一个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许善达：对，一个制度性的解决。

　　搜狐网：有些代表和委员提出降低税率，这一块您觉得是不是可行？

　　许善达：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除了提高扣除额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税率的级次多，一共有九级，太多了，我觉得可以降到四级，最多五级，把级数减少一点，每一级的级距拉大一点，最高边际税率45%可以降低一点。我觉得一个好的个人所得税制，既要能够照顾低收入者群体，它还能够稳定，或者留住高收入者群体。现在全世界人才的争夺是很激烈的，包括我们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竞争也很激烈，所以如果说你个人所得税制边际税率太高的话，很多人考虑自己工作地点和投资地点，他就就要想这些事情。比如说边际税率现在是45%，你想想那些特别收入高的金融机构，他就要考虑我要在中国雇员的话，他的税最高要扣45%，平均也在40%多，我这个企业的成本就大很多。所以个人所得税率不是一个纯粹对个人有影响，对企业成本也有影响，所以我认为，我们边际最高税率应该降下来。比如说降到跟企业所得税高一点，30%多我觉得比较合适，现在如果是45%的边际税率我认为还是偏高一点。

　　搜狐网：刚才您谈到关于降低税率，减低中低收入者的差距。目前包括“十二五”我们谈到收入分配改革和怎么切好这块大蛋糕，您认为现在造成差距主要原因是什么？

　　许善达：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吴敬琏老师他是我们一位非常有水平，我们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他曾经讲了很多年，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他认为这是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对腐败的监督力度还不够，所以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我个人也做了一点研究，我认为他说的这两个原因都是对的，就是说腐败和垄断都是我们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可是我认为，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本身。从世界历史，包括中国我们市场经济探索了这么多年，可以看出一个共性，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他一定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个是从几百年以前到现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我们刚刚开始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没有任何差别的，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有更深刻的原因，为什么这些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都出现这个趋势？我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我们为什么要实施市场经济，效率高，计划经济效率低，浪费资源。效率高有很多原因，有一条原因是生产者他多要追求超额利润，就是我要比生产我同样产品的企业，比他们利润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你就得增加资本的投入，你就要增加资源的使用，因为要占用更多的资源。你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你要有更好的管理，如果社会上所有的企业都在争取超额利润的话，人们就会形成对资本、资源、管理、技术永不萎缩的需求。如果这个需求是很强的话，这四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价格一定会上涨，这些人的收入会增加。同时对普通劳改者的需求就会减少，所以这是一个任何市场经济中必然的趋势，我觉得这是真正形成这种趋势的最本质的原因。

　　也有人说，应该恢复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我们的差距很小。但是计划经济刚才说它的缺点是效率特别低，它的社会财富不增长，我们是不要这个东西的。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机制，同时政府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不同类型的低收入群体，政府用不同的办法解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办法，也确实应该明确政府在这里面的责任。

　　搜狐网：谈到降低中低收入者差距的问题，包括您说权利和垄断这一块，权利寻租一直一个很大的问题，吴敬琏老师也谈了很久，我们怎么样解决权力寻租的问题？

　　许善达：我觉得这个说到底还是法制的问题，我从我税务机关讲一个例子。我在税务机关曾经负责过税务机关的立法工作，税务机关的法制水平提高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就是我们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我们税法里有一个税务机关的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什么呢？就是说交税按照税基多少、税率多少，应该交多少税，但是它有一条，说如果企业纳税有困难的，税务机关可以给予适当的减免税，这样的规定给税务机关一个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什么叫困难？有多大的困难算困难？怎么叫有困难没困难，减免多少法律都没有规定，所以税务局就考虑我认为你有困难的，我就给你减免了，这样一个自由裁量权显然是不好的，所以94年以后我们先把这一条给废了，就是说你要有困难减免税能不能给予一点照顾，由国务院批，把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给取消了，像这样一种可以解决寻租问题的，如果你有这个自由裁量权，我一个企业什么叫困难，哪有不困难的，我可以找出100个理由困难，我现在还需要扩大我的投资我没钱就是困难，没有一个企业说没困难的，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很多办法找税务机关你给我批减免税，让我少交点税，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寻租行为，如果从法律上把这个问题否了，税务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了，那么这种寻租行为没了，你要想搞寻租咱们严格的说，你找国务院寻租去吧，税务局批不了吧，你找国务院才能批，你要想办法你给国务院去说，那这个寻租就难多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制度建设，就把所谓权力和利益的交换这种可能性大大缩小了，把这个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大大压缩了，我认为如果说各个执法系统，就是跟掌握国家资源的如果都能够缩小自由裁量权，让更严格按照法律方式去处理这些资源的分配，资源的使用，我想这个腐败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搜狐网：回归依法治国上面。

　　许善达：对。

　　搜狐网：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房地产税的问题，包括各地出台的一系列限购政策，这两天有消息说房产税将全国推广，推广的版本是上海的版本，您认为上海的版本可取吗，是否应该全国推广呢？

　　许善达：我写过一篇10000多万字的文章在财经上发表，我是不赞成房产税，我认为重庆的办法也好，上海的办法也好，不管什么办法，现在搞房产税的财产税，在保有环节征求我认为根本不符合我们当前的国情。首先从政策的政治方向说，我们现在“十二五”规划也好，或者说将来长期发展，我们是鼓励消费的，但是现在房产税对于住房问题你是消费也好，你是投资、出租、挣得收入，或者你是投机，我也不住我也不租，他就是炒买炒卖，他没有区别。统统都要收房产税，这个显然和我们现在鼓励居民消费的方针是不一致的，所以从政策方向看，我认为就不符合我们现在制定整个的战略。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那我就不详细说了。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争夺人才，刚才我讲中国的各地方政府之间也在争夺人才，房产税是个存量税收，你发现买了房子这些钱都是你税后的钱，你买了房子以后你还要用你从其他方面挣到交过税的钱来交房产税，它是一个存量税收。我认为在中国现在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上，搞存量税收那太早了，现在世界各国发达国家都开始减少财产税，美国的遗产税五年之内废除，原来布什总统定的，奥巴马是民主党，当年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批评共和党你们太照顾富人了，但是奥巴马当了总统以后，遗产税仍然他要在几年之内还继续取消按照。香港、新加坡统统停了，遗产税没有了，英国，我在89年英国学习的时候，英国就把房产税废除了，改成增值税了。所以全世界都有一个怎么样吸引更多的人减少财产税这么一个趋势，我觉得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么一个形势下，中国反而要搞出一个财产税，而且搞出很大财产税，让它变成地方税主要税种，实事求是我觉得有点食洋不化，跟中国离的太远，所以我为税的预期我也不看好。

　　搜狐网：其实有人在讨论房地产税，我买的房子只是购买一个使用权，而不是私有财产，那么这一块您之前提过一个消费税的概念，这个消费税现在是不是可以进行操作呢？

　　许善达：我认为消费税没有障碍说做不了的，因为消费税什么概念呢？是你出售的时候才交，现在人不说你出售赚钱太多吗，你出售的时候首先你房子涨价了，你原来买100万，现在卖200万、300万，那么涨价这部分人政府拿掉一块，它是一个增量税收。第二最重要一点，你要在这儿居住你就不用交这个税，居住是消费吗。你要想获利，比如说我要拿买房子为了获利，咱们抑制这种需求，你获利就得卖，你把房子买了空在那里是获不了利，只有出售才能获利，那我这税收在你出售的时候来征，对获利行为是抑制。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行为，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你就好好住着，好好享受这个房子。你想出售赚钱那我挣钱收你税，我觉得这才是合乎国家战略的税收，而且我认为这个操作起来也要远远比房产税简单也方便。

　　搜狐网：我们在提到新疆这一块，包括西部大开发这么多年投入很多，去年试点资源税，资源税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是否是对垄断企业比如说中石化这一块造成冲击？

　　许善达：资源税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税收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我们国家资源价值体系的一个调整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比如说成品油是政府对价格是有管理的，电力对价格是有管理的，要是管理电价，那煤价呢，电价火力发电是烧煤，煤国家也是管理的，你煤的成本呢，如果煤资源税收的很多，煤炭企业的成本就增加了，增加以后消化成本两条路，一条企业自己减少利润，我就把这个成本抵消消化掉了，还有一条就得涨价，把成本提高给输出出去。那你想如果是自己消化这没问题，如果要涨价那好面临一个政府对煤价的控制影响电价，如果煤炭涨价电也要涨，可是电不涨光涨煤价，电力行业怎么办。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收一个税收点钱不是这么简单，它本身和整个资源类的这些产业的价格体系是要在一起来研究的，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确实资源税是地方税，我们很多央企确实因为中央企业，资源企业是央企。那么资源企业成本提高了以后，像刚才讲利润减少了，意味着中央财政要少收，如果它的价格转出去了，它利润没有减少，还是原来的利润的话，那中央财政收入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这里面除了一个企业比如说煤炭、电力、原油、炼油、石化产品，除了一个产业上的价格体系之外，他同时影响中央地方收入关系。因此资源税的改革，要从技术上非常简单，税务局在管理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我们价格的市场化的程度有多快，主要是中央地方的财政的关系能够让地方多拿多少钱，中央财政要少收多少钱，谁来承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所谓资源税改革的方案中间要解决的。因此它扩大品种，扩大试点范围，甚至说提高它的资源税的税率，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就把资源税拿来一算就完了，一定要和刚才我说这些因素统筹的设计，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事是一个非常简单一下子全国就能够全部用，因为资源税按道理讲资源税反映资源稀缺性，现在对资源稀缺性反映是不够的，可是你要完全反映稀缺性的话，那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完全市场化了，中央地方之间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中国又要推进这改革，让资源税要更多能体现资源的稀缺性，但是又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总是一个过程。

　　搜狐网：谈到资源税这一块，您认为是不是应该全国推广？

　　许善达：当然应该全国推广，但是刚才我说了你要全国推广的时候，扩大领域和扩大它的资源品种，或者在税率上调整都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方案设计。

　　搜狐网：刚才谈到资源税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一块，之前我听张五常教授说过，他说中国目前经济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财政收入税负分成比例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推高房价，您认为这一块是怎么看？

　　许善达：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地方财政出售转让土地收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不算什么不正常。作为地方财政一个收入来源或者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我认为也没什么不好。实际上现在人们说卖地卖的钱多了，我觉得你不要太乐观，你卖的多是不容易的，你这个城市经济不发展，你想卖卖不出去，我不担心卖地卖的收入多，我认为卖地卖的多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非常强，它卖出去就有人能承受这个价格，所以我认为卖地的收入多不是什么坏事，你当一任地方长官，你不一定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经济发展的不好，没有需求那你卖高价谁买，所以我觉得能够把低价卖的高那也是本事，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经济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速度慢的话你卖不了那么高的钱。所以我觉得土地作为转让收入政府收入比较多不是什么坏事，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要改变土地财政，我看这话从什么角度说，如果说地方政府它的收入里面还应该有更多的税收的收入，这个话我是赞成的，地方政府不能光靠卖地，还有其他税收我要收了钱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很多人理解为要是改变土地财政，就是说地方政府不能靠卖地的钱了，我觉得这个话是没有道理的。还有人说现在卖了后边的政府怎么办，我觉得后边政府怎么办，如果你后边政府能够把经济发展速度还仍然保持比较快速，就一定会保持对土地的需求，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经济发展不上去了，那你就没地可卖了，所以你卖地也卖不了那被高的价钱，说明你后边地方政府经济发展速度受影响。我觉得在中国按照现在这种态势，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太慢，所以我想对土地的需求应该说还是很强的，所以我闲心地方政府各项收入里面，土地转让收入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会成为地方政府收入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不是说因为有卖低收入所以我地方其他税收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就不重视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赞成很多人说的，好像卖低收入是一个很不好的收入，好象不应该去卖这个地，不应该把这个价格卖这么高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搜狐网：不能盲目追求土地财政，财政部一直在推进财政预算改革，之前我听说关于预算公开，包括我们自己都很关心财政的钱到底花到哪儿去了，你认为目前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许善达：我认为这几年我们预算报告的这种明晰程度、详细程度是在不断的增加。原来预算报告很薄的几页，现在预算报告已经很厚了，这个一直在改进。当然首先是我们预算原来说的预算编制还有不全的地方，这个不是你这个报告本身的原因，是你预算制度的原因，在报告内容范围之内的，怎么样增加信息量，我觉得今后还会继续改进。但是对预算的支出我现在倒认为主要矛盾还不在这个地方，主要矛盾在于我们国家政府用于经济类的开支郭达了一点，这个比重偏大。就是说特别金融危机政府搞了很多投资，包括借来的钱，包括预算的钱，拿了很多钱去投资，来拉动GDP，这种办法在应对金融危机里面是很有效的，但是确实我们在政府收入结构上它是一种不能我们选择将来长远的方向，长远的方向应该减少一点经济类的支出，要增加民生的支出，我认为政府已经把这个方向提出来，要增长民生的支出，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将来比较重要以后我们的投资性支出，尽量依赖于市场，转到市场上去，财政在投资支出上他的职能应该萎缩，而把这部分少支出的钱用到民生上，我觉得这样一个结构的调整，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五年十年能调下来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很不容易的。

　　搜狐网：三架马车齐头并进，我现在特别关心一个问题，也是网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安排上退休之后的生活？

　　许善达：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我退休以后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国注册税务税收当会长，注册税收协会我们这个行业在中介行业里面我们排在第三位，就是第一大是律师，第二是注册会计师，它们每年的收入我们现在有09年的数字，律师是370多亿，会计师310多亿，我们只有60几个亿。但是在10亿元档次里面我们算最大的，所以这个行业发展还是有很多工作，我们作为协会来讲，是为会员服务的，为这些注册税务师服务的，应该说这些会员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第二个现在中央对中介组织行业这种加强领导，也有很多新的要求，过去我们税务师事务所都是税务局办的，就是它税务局一个机构，税务干部在里面工作，这个显然跟市场经济原则是相悖的，你税务局办个中介机构这叫什么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必须是独立的社会企业，哪能是税务机关的人来办，这显然是市场经济原则相悖，后来实心脱钩改制，在99年到00年脱钩改制所有事务所一律跟税务机关人钱物脱钩，包括里面的人员原来税务局的人员要不然回税务局，你在税务所不再是税务局的干部，这个事情在十年前就完成了，完成了以后从行业发展，从本质上来讲他是一个中介组织，它的基本特质就体现出来了。但是这么多年也发现什么问题呢？过去这个行业变成社会独立企业以后，它党领导这种体制和方式就有点新的问题产生了，过去是属地管理，所以事务所要归街道委员会党委来管理，这种办法我觉得是有很多问题的，你想一个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都可能有几百人，全国有很多分支机构，光是高级知识分子注册律师、会计师一个街道居民委员会怎么管，很难管，他们又不懂专业，你要说你党的工作、统战的工作都跟专业完全脱离的话，这是很难做好的。所以从08年开始中央开始强化对中介组织行业的领导，那么变成一个什么新体制呢？就是以主管机关为主，依托行业协会。现在律师协会成立律师行业党委，注册会计师成立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我们也正在准备，你主管机关要抓这个行业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又不能退到你把事务所变成税务机关机构，又不能退到哪儿，因为那个是跟市场经济相悖的，那么就是要依托行业协会。所以律师协会党委办公室设在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办公室设在注册会计师协会。我们也按照这个模式在做，这个任务是个08年以后才提出的，你对这样一个中介组织在我们新形势下怎么能够加强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这方面工作量还是挺大，因为我们过去没管，我连我注册税务师行业有多少党员原来不知道，有多少民主党派的人士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过去不管这个事，现在就是上级要求要依托行业协会主管机关要管，国家税务总局要管，行业协会要具体做事情，我觉得这一下子给我们行业协会工作量增加很多，所以我当协会会长这就是责任，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我退下来以后，这是用了我的很多工作时间。还有我参加政协的活动，政协除了开会以外，平时政协经济委员会还有一些调研的工作，还写一些报告，这个工作我也参加。我还参加了一些学术研究活动，中国经济50论坛，每年开一些会，跟地方政府联合开的，我们最近在深圳市委联合开一个会，类似这样学术活动，博彦经济会这些学术活动。我也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一个是工商银行，一个太平洋保险公司，这两个在银行业和保险业都是比较大的。要说遗憾，从08年的7月1号，政策不允许我们领独立董事的薪酬了，但是因为这些人都是老朋友了，所以虽然没有薪酬，大家还是能够做点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从离开行政岗位以后，工作的领域还是挺丰富的，压力比单位轻了，因为我现在只有协会和一点管理责任，其他都是履行自己职责，那个工作压力就比在机关就轻得多了。也有时间去更多去锻炼身体，参加一些艺术活动，听听音乐、参观参观展览会这方面活动内容就多了一点。

　　搜狐网：感谢徐委员做客我们今天的访谈间，我们也希望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能够为中国税务送出大量的人才，为我们中国经济助推更多的力量，谢谢各位网友。

　　许善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