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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夏:让城镇化分享工业化红利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03月15日02:27

  “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在重视民生、重视质量的前提下,推动城镇化的进程,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3月6日,《中国

经济周刊》记者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调研,区委书记张卫国称:“要让进入城镇化的农村人口分享到工业化的红利。农民身份转变之后,他们会需要住房和社保,更迫切的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如果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新房成为空房,那就是我们城镇化的初衷错了!”

  以规划先行为“导航”

  作为武汉市的南大门,江夏区地处武汉“1+8”城市圈南部枢纽,居武汉经济开发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中国光谷的合围之中,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素有“楚天首县”之誉。

  “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探路?”张卫国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这就逼迫我们去调整结构,从招商转变为择商,从协调城市与农村发展过程的矛盾,过渡到让进入城镇化的农村人口分享到工业化的红利。”

  “择商”的结果,南车集团、中铁科工、东方电气、武汉生物制品所……50多家行业巨子扎堆江夏,装备制造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三大支柱产业规模效应初显。2008年、2009年该区连续两年夺得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评比第一名。截至2010年底,江夏区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42.74亿元,是五年前的5.3倍,年均增长39.6%;江夏综合经济指标已跨入全国百强县(市)之列。

  “在不断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我们要遵循国际化下的城镇发展规律。”张卫国认为,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做到科学规划,同时严格管理,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同全国大多区域一样,江夏此前同样出现“村村点火,遍地开花”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因违法用地,江夏还曾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全国12个违法用地重点整改地区之一。

  既要总量,又要质量。作为湖北县域经济的“老大”,江夏人坐不住了。在“两型”社会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引领湖北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起飞?

  2007年以来,江夏区委、区政府聘请国际、国内一流设计单位,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陆续编制了三个层次的规划:北部都市发展区和南部生态发展区总体规划、重点集镇规划及中心村(农村新社区)规划。

  江夏区以城镇化分享工业化红利的建设大幕由此拉开!

  以新型工业化为“发动机”

  江夏区南、北发展不均衡,数以百计的企业富聚于北部,而南部地区几无大的工业企业,此前,大部分居民仍过着“一家三口,种着六亩地,分在八道湾”的小农经济生活。

  位于江夏区北部的大花岭村,面积8542亩,人口4082人。2000年以后,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一大批项目诸如中国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武钢集团江夏基地等开始入驻,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也将校址迁到了这里,大花岭的经济由此“活”了起来。

  在大花岭村行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这里住宅成排,绿树成荫,街道上,有物业管理公司的安保人员在巡逻,环境优美的中央广场,不时有电子监控器探出头来。大花岭村党支部书记林锋勤介绍说,村里基础设施健全,福利设施很完备,老年人有补贴政策,其他村民均享受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

  “城镇的扩张是一个快变量,而乡村的消亡则是一个慢变量。”张卫国说,以拆除农民住宅、撤并村庄的办法,来将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固然能解决城镇建设用地的问题,但却把诸多遗留问题留给了乡村和农民,“比如农民身份转变之后,他们需要住房和社保,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大花岭村的做法是,“招商兴村”之后,再以“实体强村”,通过区里协调,将一部分人安置到高校或企业,签订相关技术、餐饮、保洁、保安等劳动安置合同,另一部分人则进入村办企业——大花岭集团,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房产开发、装饰装潢、物业管理、水产养殖等业务。

  “2010年,公司这块有4000多万元的收入,除了一部分分红之外,其他还要用于继续投资上。”大花岭村党委书记林锋勤透露,如今,村民们依靠着自身工作与分红,人均纯收入超过1.2万元。

  通过工业化反哺农村城镇化进程,还体现在江夏区其他地方,继五里界镇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后,该区又把纸坊、郑店、金口、流芳纳入小城镇建设目标,每年拿出1亿元,有计划推进。

  在江夏区南部,该区还大幅调减了南部八乡镇的经济发展指标,财政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如今,村村通了水泥路、农民喝上了自来水、看上了有线电视、宽带进家门。

  “过去北部、南部用整齐划一的考核指标体系,不符合实际。”江夏区区长胡亚波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为此,区委、区政府针对地域特点,重新修订考核指标,大幅调减南部农业区和生态保护区经济发展指标,加大对老区、苏区、边远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公务员工资由财政兜底,确保乡、村机构正常运转,让这些地方的干部集中精力抓好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以旧城改造为“钥匙”

  占地面积224.21平方公里、总人口4.3万人的江夏五里界镇,因紧邻光谷,被称为“光谷后花园”,这里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但此前整体布局散乱,生活污水、垃圾和废气等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投诉不断。

  立足区位、交通、产业等优势,江夏确立了建设武汉南部中等规模新城的发展目标。为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江夏区拿出五里界内毗邻光谷的近万亩区域先期试点。该区域有居民8000余人,按规划,这些村民有百亩左右土地即可安居,约有90%左右土地可置换出来。

  江夏区按照房地产开发模式,对这片土地进行招拍挂。最终,湖北大都集团提出的“伊托邦”方案脱颖而出。据大都集团董事长易仁君介绍,较高的补偿方式与较强的安置能力是中标的主因,公司对土地补偿通过两种形式返还居民:一是以现金体现,二是将资金转交村集体,帮助村集体投资兴办实体。

  “按照计划,我们准备用6~8年时间,将五里界打造成为湖北首个低碳小城镇,引进国际领先的净水循环、垃圾处理、绿色交通等系统,并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绿色能源,使五里界成为一座宜居绿色新城。”易仁君称。

  而作为上级部门的江夏区,则通过多种途径支持五里界。张卫国举例说,如对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收益”,把该收入中的区政府应得部分全部返还给五里界;再如通过财政扶持,将五里界旧城改造中的应得税收,按50%的比例返还该镇,用于新城镇建设中的综合设施配套建设。

  在五里界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2009年12月,五里界的旧城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部分楼盘已竣工,在中央文化广场散步的居民田正仙开心对记者说,“生活了几十年,没想到我们五里界会改造得这么美!”

  五里界旧城改造良好的开局,推动了江夏其他旧城镇改造的进程:郑店,成为武汉南部的物流产业聚集区;金口,成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指导下,按照“主题鲜明、功能完善、品质高端、生态文明”的定位和目标,江夏区积极推进旧城改造,改善了人居环境,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以新农村建设为“车轮”

  “2010年,我们家光我一个人的收入就有三四万!”怀抱孩子、今年已经61岁的法泗镇怡山湾村民周先秀开心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这得多亏银河公司在这搞生态农业,我一个人承包了21亩田种莲藕,技术、市场都不管,还能照看孙子。”

  “在我们这里,不是农民被上楼,而是将农民推上楼。”兼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银河公司总经理胡涛介绍,2007年,公司出资创立怡山湾生态农庄,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进行土地平整、农田改造、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等。对搬进合村并居新村的农民,除支付土地流转费外,公司还积极安排他们到公司养猪、养鱼、种菜等,按照投资、管理、技术、种植、销售“五统一”原则,将田地包租种田能手,公司、农户由此实现“双丰收”。去年,怡山湾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5万多元。

  张卫国介绍,“先土地流转,再农业改造,接着新农村建设,最终实现城镇化,这是我们总结的怡山湾的城镇化模式。”

  “北部工业向园区集中,南部农业向规模集中。”胡亚波说,结合南部生态特点,他们打造“两型”现代农业,重点发展了都市农业、循环农业、特色农业等个性鲜明的农业产业化基地和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群。目前,在江夏南部地区,已形成12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11万亩花卉苗木基地、47万亩名优水产养殖基地,以及包括怡山湾在内的24个万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小区。

  突破传统的城镇建设模式,把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江夏区从2008年开始,按照“连线成片、整体推进、重点提升”的工作思路,启动实施了107国道沿线绿色家园生态工程建设,计划用2~3年时间,将107国道沿线打造成“全国一流、全省示范、全市对外展示的窗口”。

  “我所理解的‘三农’,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农业生产机械化、农民住房城市化、农村环境生态化’。”张卫国说,下一步,江夏将继续结合自身情况,以养殖、种植与农产品深加工相结合,以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建设相结合,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真正让农民有事可干、让农民富起来,我们还要探索多种途径,为进入城镇化的农村人口提供更多融资创业途径。”

  继武汉市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在江夏诞生后,2010年10月,武汉设立了第一家村镇银行——江夏民生村镇银行,这是一家面向村镇、以中小企业与微型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银行。

  “拆村并居后集中居住的农民,如果不能改变生产方式,却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便往往陷入因收入没有增加而生活费用明显高涨致入不敷出的窘境,或者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新房成为空房,那就是我们城镇化的初衷错了!”张卫国如此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责任编辑:姜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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