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本央行副行长:正确理解广场协议有助人民币改革

　　前日本央行副行长绪方四十郎：正确理解“广场协议”有助人民币改革

　　人民币改革的蓝图日渐清晰。

　　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近日公开表示，他预计“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会接近均衡，大约在5-6之间。

　　而在稍早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央行副行长胡晓炼表示，未来五年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有较大进展，目前并没有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时间表。

　　这些迹象显示，未来五年，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命运攸关的五年。二战后至今，真正走向世界货币的亚洲货币只有日元。现在，人民币是否能够在“十二五”改革计划支撑下，逐步追上日元，进入国际货币阵营？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改革又要避免日本的哪些教训？

　　要探讨这些问题，绪方四十郎是一位比较理想的交流者。

　　绪方四十郎是日元汇率和兑换自由化改革时代的重要人物。他在1950年至1986年间，先在日本中央银行东京、伦敦和纽约等支行工作，后升任为日本中央银行副行长，主管国际关系。1986年至1991年任日本发展银行副行长。 之后，他还曾任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亚太区副主席及“the Group of Thirty”荣誉成员。

　　日本人的镇定从何来

　　《21世纪》：在我们开始讨论货币改革之前，我们无法绕开近期日本发生的地震和海啸。从传媒报道的画面看，面对自然灾害，日本国民普遍情绪比较镇定。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形成了这种个性？

　　绪方四十郎：感谢您对日本国民面对灾害时的反应的善意评价。我想日本国民保持镇定的原因，大概是几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一是，多年来经历过许多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日本国民会用一种传统的宿命观来看待这些自然灾害。二是，日本社会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平等、并有着较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日本社会的平等体现在国民收入和高层次的国民教育上，尽管近年来国民个人、家庭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三是自由表达制度，日本国民的各种不满和抱怨都可以自由表达。这把民众由于不满情绪导致暴力式爆发的机会减到最小。四是日本大众仍然持有的对公共及准公共服务的信任和信心，比如对交通、运输、医疗服务、火警以及安全服务等，尽管国民对国家政治领导者的信心在下降。对日本的这一现象，我用幽默来形容，就是日本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士兵，但是却有不好的将军和指挥员的国家。有兴趣的中国读者可以去看下3月21号《国际先驱论坛报》上Nicholas Kristof的文章，“学习日本人”（“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

　　《21世纪》：对于日本灾后将要进行的重建工作，您认为它会把日本经济带回以往的繁荣时代，或者至少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吗？

　　绪方四十郎：虽然我对此还不太有确定答案，我确实希望灾害能够把日本国民从沉滞和某种自满中激醒，重新焕发国民的活力，就像在战后早期的那些年月所表现的一样。在今年3月17日的《金融时报》的文章中，David Pilling 引用了我的意见，也就是日本国民要把不幸和遭遇转变成快乐，他翻译成“Bend misfortune and turn it to happiness”。

　　“广场协议”不是日本经济停滞的主因

　　《21世纪》：在一部分中国学者的讨论中，他们认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陷入“迷失的十年”或者“迷失的二十年”的重要原因。您认为这种分析和历史事实相符么？

　　绪方四十郎：其实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有人认为是“广场协议”以及之后的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停滞。但事实上，许多制造商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外包他们的部分生产活动，已经战胜了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这些工业走向境外、使日本工业趋向空洞，诚然一部分是由于日元升值的影响，但是这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没有“广场协议”。对于任何发达国家，由于劳动成本在该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就会有规避保护主义和进入市场和资源原产地的要求。这一工业外移的过程其实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冷战结束时已经加速。还有迅速老化的人口也是日本工业外移的另一原因。

　　《21世纪》：如果“广场协议”不应该为之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停滞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是什么样的决策问题，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处境？

　　绪方四十郎：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政策失误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失败。比如过度依赖简单（扩张）的货币政策，延误了财政政策。太过宽松的金融监管和银行业监管，制造了过度宽松的流动性，导致了太过轻易的借款和金融业的放贷行为，而又没有采取足够的风险管理措施；太过关注消费价格，忽视资产价格上涨。当时的消费价格实际上在已经升值的日元和收入增长的作用下是相对稳定的，结果这导致了本应及时收缩货币、应对资产泡沫的政策决策被延误了。

　　二是当时日本的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当我们迅速战胜了日元升值最初带来的短暂经济震荡后，许多国民的过度自信不仅表现为对日本经济，还表现为对日本模式和传统的优越性的过度乐观。这让部分人以为日本将要成为“全球第一位”的经济大国，并且导致大家对难以避免的经济周期性变化和资产泡沫破裂毫无准备。

　　《21世纪》：中国正在准备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改革。而日元已经在30多年前成为国际货币。作为借鉴，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年日元自由开放兑换改革的情况吗？

　　绪方四十郎：日本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最早从1950年代，我们开始给予在日本银行的外国人账户（non-resident accounts）有限的自由兑换许可。之后在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逐渐不那么脆弱的基础上，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逐步推进。最具决定性的一步，是我们称作“引入日元兑换”（introduction of yen exchange）的改革。也就是在1960年7月，对自由使用日元进行国际结算的开放改革，以及以“自由日元”为名的外国人自由兑换账户的设立。

　　从事后再观察的角度总结，我们当时对于推进货币自由化的改革也许过于谨慎和胆怯，也许我们当时可以做得稍微更快一点，去除我们的重商主义心态的影响。

　　留心货币国际化面临的不同环境

　　《21世纪》：您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让资本账户走向自由化真的有很大风险么？能够通过理性恰当的政策来控制风险么？现在中国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开放问题存在争论。在您看来，若没有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的话，汇率市场化可以实现么？

　　绪方四十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改革如果能够得到谨慎的管理，并非总是充满风险。谨慎的程度应该如何决定，在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需要改革的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二是这一国家需要并且愿意让自己的经济融入全球经济，这种意愿其实也来自于这一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三是这一国家制定和推行良好经济政策的能力。

　　在日本，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整体上还是与日元汇率制度逐步改革的步伐保持了一致。1959年9月，我们就让日元汇率双向浮动的幅度扩大到0.5%。在1963年4月，汇率双向浮动空间继续被扩大到0.75%，并且阶段性地在1971年8月允许了自由浮动。到1971年12月浮动再次受到控制，双向浮动空间被锁定在了2.25%。当时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了308日元兑1美元。直到1973年2月，日元实现了完整自由化。

　　1971年8月到9月间， 以及1973年2月之后，日元的自由浮动仍然间或性地受到汇市干预，这在过去较为普遍，但是现在就非常少。那时主要是调控或者防止日元的急剧升值，并不是防止贬值。我们那时急切地保护我们的出口商，因此也导致了我们的贸易伙伴的批评。

　　《21世纪》：您认为在日元的货币国际化历史进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供今天的中国吸取的？

　　绪方四十郎：最初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甚至比较胆怯日元的国际化，担心我们可能失去对货币的浮动和外国人日元账户的结余的控制。但是随着1970年代日元升值后，以及国际结算中日元的使用频度和外国人账户日元结余的持续上升，我们经常账户顺差结果仍然在继续上涨，所以热衷于进一步推动日元国际化的观念得到了强化。

　　当时的普遍观点是，我们应该接受日元的逐步国际化，并且让这一过程与日本经济地位在外部（国际）经济中的逐步增强保持一致。一些带有民族主义观点的意见甚至坚持要给予优惠政策来加速日元国际化，并将此看作是日本实现更高声望的象征。其他一些意见，尤其是出口商们，希望让日元取得国际交易（结算）的主导地位，来避免他们的汇率风险。

　　就如我以上所言，日本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过程，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并且是在当时与现在非常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实现的。其他希望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和货币国际化改革的国家，除了应该彻底研究日本的改革经验外，也应该全面了解各种不同环境下的失败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