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向资本中心转型 民资境外投资风险加剧

　　一波新的境外投资热潮正在浙江涌动。

　　3月26日，哥斯达黎加中国产品工贸园在圣何塞启动，这是中国企业在中美洲创建的第一个“海外开发区”，目前已有100多家浙江制造类民企签订了入园协议。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韩杰对本报介绍，3月1日起，随着央行颁布的《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经过审核登记的企业拿着人民币可直接进行境外投资，浙江民营企业反响强烈。

　　出国“抄底”

　　浙江在从“制造中心”向浙商总部经济中心、资本中心转型。

　　“我们曾做过10多年贴牌经营，现在老外给我们贴牌了。”宁波永发集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徐普南说，自2007年以来，该集团收购了9家国际同行，海外业务比重达62%。其中，在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市场占有率达70%，而在英国、土耳其、新加坡等地也超过30%。

　　去年宁波企业对欧美日等发达地区的投资，占境外总投资额40%。在投资美国的22个项目中，涉及研发设计、房地产、生产制造、文化传媒等。对欧洲和日本市场，则以营销网络为主。而在以往，宁波企业较多地投资于亚非拉地区。

　　“欧美国家研发人才多，成熟品牌多，营销渠道完善”。宁波市外经贸局境外投资处处长陈维荣表示，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可加速自身成长，也利于促进浙江经济的升级转型。

　　记者从义乌外经贸局了解到，从2007年至2010年境外投资额在2000万美元左右。但在2011年一季度，投资额猛增至4.175亿美元，另有规划投资5亿美元的莫斯科·义乌国际商贸城等大项目正在洽谈中。

　　近年来，浙江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据浙江省发改委统计，2010年浙江省境外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均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境外投资中方投资额33.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倍多。而在“十一五”期间，浙江累计新增境外投资63.6亿美元，境外机构数和投资规模也均居全国首位。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分析，浙商境外投资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获取先进技术、知名品牌和销售网络，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二是在境外建立资源基地，如华友钴业公司在刚果（金）投资冶炼铜钴项目；三是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如康奈集团在乌苏里斯克市投资20亿元建鞋厂，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四是境外设立工业园区，推进产业转移，如华立集团在泰国罗勇兴建工业园。

　　郑宇民说，浙江正从过去单纯的“制造中心”，逐步向多元化的浙商总部经济中心、资本中心等方向努力跨越。

　　“走出去”风险加剧

　　引导“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反哺浙江”。

　　不过，浙商境外投资，并非一帆风顺。

　　浙江省商务厅亚非处处长姚国盛说，最近利比亚局势动荡，就直接导致浙商投资的诸多重大项目搁浅。其中，宁波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在该国一个合同金额33.54亿元的住宅项目，也因战乱被迫全部中止，企业损失可想而知。

　　全国工商联常委汪力成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对国外的投资环境并不了解，如对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都不是太熟悉，“走出去”风险很大。

　　特别是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和美元走软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面临的汇兑风险也越来越突出。如中信泰富在澳洲投资的磁铁矿项目，最初的投资计划是42亿美元，现已增加到52亿美元了，主要就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中信泰富引进我国劳工，导致人力成本大增。

　　据了解，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并没有关于海外投资的统一法律保障体系，金融咨询、投行、评级等中介配套服务机制也没有相应跟上，而企业自身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缺少战略思维规划，往往采取各种急功近利的短视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走出去”后面临多重风险。

　　汪力成建议，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民间投资的出路尤其是境外投资问题，构建民间资本在全球投资的风险评估机制、安全保护和信息交换体系。同时，国家应该尽快建立针对民间资本安全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为中资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信息、技术、法律等支持。

　　据悉，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部门已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浙江商会等民间组织机构、社团的建设，加强对浙江商人投资政策与市场信息的沟通与共享，理性引导浙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反哺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