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的中国回想

　　为什么每当我们中国遭遇危难，无论民还是官，其素质和能力都要远高于他们平时所表现出的素质、能力乃至道德品质？这说明我们原本就拥有高素质、高能力和高道德品质，但平时被掩盖、被漠视、被扭曲了；为什么多难可以兴邦？这因为每次危难都需要民众一心，它证明了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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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

　　□ 文 高昱

　　3月11日下午日本东部太平洋海域发生的这次里氏9级大地震，地震掀起的海啸，灾后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短时间内连锁触发的这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灾难，在一水之隔的中国，除了第一天的震惊、同情、祈福，很快就随着核泄漏事态的不断发展和救灾救援工作的展开，转入有关核反应堆和防辐射知识的科普学习，以及“拿别人家的事说自己家”的对比与反思。 看到很多人感叹日本人在灾难面前仍自觉遵守秩序，认为其国民素质远高于中国人，地震发生后的预警系统反应迅速，应急能力也超过中国。对灾民报以同情，面临毁灭性灾难的弱者身上的勇气、隐忍尤其值得钦佩，不过，因此而自惭形秽或者褒彼贬此，我以为大可不必。为了反对而反对，被价值预设戴上有色眼镜，不是客观全面的分析基础，也难以找到一条适合我们自身的救赎之路。

    日本人确实在自觉遵守秩序，但直播画面里你很少看到汶川、玉树那样的全民参与抗震救灾，看不到幸存灾民自己、外来志愿者和军队一起拼命救援的镜头。日本灾民在安静地排队等待救援。谁是救援者？从5000人一点点添油到10万人的自卫队、警察和专业的救援队。日本人表现出的这种秩序化素质，自然值得学习，然而过犹不及，面对生与死，像特殊材料制成一样的过分冷静就是冷漠；恪守分工的循规蹈矩、各安其位，恰恰是被工业化和专业化所异化的非人性。这或许是民族性的差异，但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骤逢大难的惊恐混乱，惊魂初定后的全民自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才是人的本能和人性所在。

    对比汶川和日本，中国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的行政管理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物资组织能力、公众动员能力，尤其是中国民众的自助意识、奉献精神和互助友爱这些重要的国民素质，都足以自傲。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平时口碑甚差的官员，面对地震、洪水，都能在第一线几昼夜不合眼的忘我指挥，令行禁止，不退一步。作为曾经的记者，我知道这不是作秀和宣传，而是在灾区经常能看到的事实。中国的民众、官员，在灾难这样的关键时刻，往往能表现出令外国人感佩甚至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素质和能力。

    其实我不关心中日两国民众、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孰高孰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为何每当我们中国遭遇重大灾难，无论民还是官，其素质和能力都要远高于他们平时所表现出的素质、能力乃至道德品质？人们都说，关键时刻最能体现和考验一个人、一个组织和一个国家的素质，那为什么会出现平时令人绝望、关键时刻却能坚强有力的反常，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原本就拥有让外国人羡慕的高素质、高能力和高道德品质，只是平时被掩盖、被漠视、被扭曲了。被谁掩盖、漠视、扭曲？我以为，被我们自己，但归根到底被一个体制，一个认为不能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的体制。我们足够强，不需要妄自菲薄，也不需要一个主宰。

    在对日本灾民表达慰问之后，让我们且将与别人的对照放到一边，对自己的审视已经足可警醒。3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曾让无数国人激动的流泪，觉得这个国家有大爱、有大希望。可一觉醒来，豆腐渣教学楼下的遇难孩子尚未瞑目，又平添出新的拆迁自焚、牛奶毒人。多难之所以可能兴邦，是因为每次危难都需要民众一心，它证明了以民心之向背为向背、撒手让民众共同体最大程度发挥力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如果危难建立起来的期望和信任，成为由此予取予夺的保护伞，那将是比地震海啸更大的人为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