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会“沉没”吗？

　　□ 文 黄胜利

　　曾有一种说法，这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民众让人感到可怕，日本和德国。

    超级地震、海啸、火山喷发、核电厂爆炸，一连串可怕的灾难一窝蜂地降临这块狭隘而拥挤的土地。这场人间悲剧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关注，同情之余，免不了联想对比，有人想起了近在咫尺的《2012》，也有人搬出1970年代日本人拍的《日本沉没》。但是很多人认为日本不会真的“沉没”，因为这个国家国民的表现令人吃惊。大难降临，日本人沿着马路排队等待救援，不发出惊恐的哭叫，不留下一片垃圾?直播镜头呈现出的冷静和秩序仿佛在嘲弄上帝：即便加诸灭顶的破坏，也难以搅乱他们的队形。于是人们说，日本人的平静和有序是理性的象征，倘若我们效法他们，不单能战胜不测的灾难，也可以战胜人性的贪婪与邪恶。

    然而我却在感伤生命脆弱的同时，对这种平静和有序有油然的抵触。在地球的另一面，在几十年前，也有一群人，在一个患有精神狂躁症的小个子声嘶力竭的吼叫中，踩着整齐的步伐，穿过欧洲的沃野，将无数血肉之躯践踏在泥浆里。铁丝电网护卫的集中营秩序井然，屠杀者听着古典音乐，指挥犹太人排起长队走向焚烧炉和毒气室。他们是康德、黑格尔、歌德、巴赫、贝多芬、瓦格纳的后裔，他们有令人敬佩的思辨，彼时，却以秩序和服从，让他们面对自己亲手缔造的文明无坚不摧。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中，人们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锁住了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理性”与“兽性”令人发指并存的恶魔，使今天的我们，得以沐浴和平的幸福和文明的光辉。

    所不同的是，因为曾经拥有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德国人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疯狂，他们深切的自省与出色的头脑再一次创造了精神与物质的奇迹。而在地球这一面，我们的近邻，却建起了原子弹受害者纪念碑、18个核电站和57个核反应堆，用几十年堆积起来的财富礼貌地敲击新秩序的大门，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他们谦恭的微笑下，可曾有过冷漠面对生死的忏悔和恐惧？

    是的，我们曾经害怕过日本人，数以十万计的生灵被屠杀，也不能动摇他们坚硬的内心，可是，他们却会因为失败、失职甚至是个人之间的羞辱剖腹自尽。这种据说是“暴力美学”的死状，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感官上的强烈刺激，而不是精神上的震撼与起敬。

    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中，我们也屡次听闻有关日本人勤奋、敬业的称赞。在克隆过无数遍的励志故事中，有“总裁为教育新员工爱岗敬业，自己面不改色喝下冲厕水”等令人瞠目结舌的勇毅沉着，有“水电工程师因为耽搁了一天工期而纵身跳下完工大坝”等不可思议的失职谢罪。身边常有孩子从日本回来，羡慕地讲述日本的整洁和秩序，崇拜地谈起“国民素质”一类的话题。我常有一种冲动，想要对他们说：当一种“国民性”的极致状态是亢奋的杀人和自残时，它那些表面的整齐与秩序、礼貌与自尊还值得佩服吗？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秩序还是人性？如果本身是琐碎、贫瘠的土壤，即使在“最好的制度”的支撑下，也只能结出干瘪的果实。没有深沉、博大、无私的爱，没有真正的反省和创造，所谓“制度的理性”只是瘦肉精。倘若人只需要“一二一、齐步走”就可以达成世界大同，那么马基雅维利和希特勒早就实现了这个理想。

    微博上看到有人说，日本和韩国已经成为大国，下一个大国是越南，因为他们开始走向经过现代文明层层筛选的合理制度和理性。我没有反驳，因为我想要说的话，将会超出140个字。倘若制度和理性可以像基因一样移植，我们何须爱？何须思考？何须忏悔？何须宽恕？日本虽然经过了脱亚入欧的维新式现代化，却没有经历人性自由的思想启蒙和文化积淀，盲从的习性嫁接商品社会的冷酷，制造的不仅是信仰虚无，石原慎太郎所说的“天谴”并非毫无道理。

    我希望日本人不要放弃希望，能够坚强生活下去，并通过互助互爱真正站立起来，写下一个大大的日本“人”字。我更希望我的同胞，不要急匆匆地从镜子这边走到镜子那边——这不是我们这个同样命运多舛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改变，美的没有更美，丑的依然很丑，而且更加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