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不利用转基因技术优势会带来更大风险

　　“不利用转基因技术的优势才会带来更大风险”

　　——访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创始人兼主席克莱夫·詹姆士

　　□ 记者 伊西科

　　●每当一种新的食品或者技术出现的时候，总是会受到社会的广泛置疑。经过15年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技术已经通过了有史以来所有技术中最严厉的检验，而且是以非常好的成绩通过了检验。这种技术已经好到有点让人不相信了，所以别人总会说它的问题在哪里

　　●不利用转基因技术的优势才会带来更大风险。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采用转基因技术的话，会面临竞争力下降等不利态势，也就是说拒绝转基因的机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现在转基因技术还主要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以减少贫困，而贫困在欧洲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对待转基因技术是比较抵触的。接下来的转基因技术则会在于提高食品质量，也就是说以前是提高产量，接下来则是增加营养的。未来如果转基因食品可以帮助人类降低胆固醇和减少心脏病的发生，欧洲消费者就不会觉得这项技术和产品跟自己无关了

　　没有像去年那样将报告的首发放在中国，而是选择了目前发展中国家中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巴西，但克莱夫·詹姆士（CliveJames）还是趁着中国的“两会”召开之际赶赴北京，发布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10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的中文报告。

　　今年正是ISAAA成立20周年，克莱夫·詹姆士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这个如今已是一头白发但仍显矍铄硬朗的老头是农业科学家，过去的2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一直奔波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农业研究和推广生物技术，也即转基因技术。没错，克莱夫·詹姆士和ISAAA是态度鲜明的转基因支持者。

　　“在座的一半以上都是熟面孔，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詹姆士首先和在座的记者套起了近乎。自转基因作物于1996年首度商业化以来，他每年初都会就上一年度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概况发布统计报告，并在全球宣讲，而这几年来他从来没有忽略的一站就是中国。

　　“过去15年间，已经有29个国家1540万的农民累计耕种了10亿公顷的生物技术作物，大致相当于美国或中国的陆地面积。”对于这个成绩，詹姆士显得相当自豪。他还特别强调：“生物技术是现代农业历史上采用速度最快的作物技术。”

　　“2009年至2010年间，转基因作物耕种面积增加了1400万公顷，这一数字表明转基因仍保持强有力的发展，这也是迄今排名第二的年增长速度，使2010年全球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1.48亿公顷。”詹姆士还预计，到2015年，将有另外12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从而使允许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国家总数达到40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数量达到2000万人，种植面积2亿公顷，发展中国家种植面积也会超过工业国家。

　　“中国应该在这个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是领导角色。”发布会之后，詹姆士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给两种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如果商业化获批之后，中国从现在起三年左右就可望种植转基因水稻。针对有关转基因水稻不安全的批评，他坚持道：“转基因技术已经通过了最严厉的检验，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利用转基因技术。”

　　分享知识但并不强迫接受

　　《商务周刊》：作为一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追踪和推广生物技术作物商业化的NGO组织，外界对你们也有一些批评，你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背后的资助者是谁？自转基因作物于1996年首度商业化以来，你们每年初都要发布上一年度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概况，这些数据是如何获得的呢？

　　克莱夫·詹姆士：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成立于1990年，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我们的宗旨是通过分享和传播生物技术应用知识，帮助缓解当今世界的饥饿和贫困现象。

　　我们大约75%的精力和资源都放在知识的分享和传播方面。因为全球还有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这种技术，很难依据充分的知识来做正确的决定，而我们的理念就是分享这些知识。但我们并不是强迫其接受，而是尊重他们根据这些知识来做出各自的决策。我们另外25%的精力则作为一个中间机构来致力于协调对贫穷国家的技术转移，减少贫困和饥饿。因为你也知道，世界上平均每天大约有2.4万人死于饥饿。

　　从成立之初，我们的资助机构就是那些大的慈善基金，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很早就一直在支持“绿色革命”这项工作。“绿色革命之父”诺尔曼·布劳格（NormanBorlaug）也是我们的创始资助人，他首次将“农林10号”矮秆基因用于小麦育种，世界上几千万人民因此免于挨饿，他也因此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在全球建立了100多个采集数据的网络。数据既来自政府等公营部门，也来自如大豆、玉米种植商协会等团体组织，另外也从一些企业等私营部门获取。对每一项数据，我们都会多个来源比照，并确认其准确有效。另外，我们多年来使用的统计方法是一致的，这样更能够有效地进行对比分析。如果拿我们以往的数据跟其他一些不管公营还是私营部门发布的数据相比，你会发现我们的准确率是很高的，被引用的也是最多最广的。

　　《商务周刊》：你们是致力于推进转基因作物种植的，但众所周知，对于此项技术，自诞生一直到现在仍然充满争议，您如何看待那些不同的声音呢？

　　克莱夫·詹姆士：经过15年的商业化种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科学研究和证据，来证明转基因技术其实和传统农业技术一样安全。

　　任何技术都不存在零风险，大家可能还记得2006年底美国发生过一次导致多人死亡、百人住院的“毒菠菜”事故，这起事故的表面根源是有机作物菠菜，但它的实际病原是大肠杆菌，这实际是传统农业技术带来的风险。

　　此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证据不是科学家提出的种种研究，而是全球1亿多已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户，他们是最好的证明。农户都是风险管理专家，他们要应对像天气等各种各样不可控因素，并且总的来说他们是不太容易相信科学家的建议的，他们要看作物在自己田地里的表现。最初农户往往只在很小一块田地试用转基因作物的种子，然后用他们传统的田间管理的方式管理，看效果如何。只有当他们真正被良好的效果说服后，才会大面积种转基因作物。这种情况跟美国1930年代刚刚开始种植杂交作物时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说，转基因作物一无是处，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那过去15年来29个国家那么多的农户难道全都错了吗？显然这是不科学的判断。

　　转基因农作物还有着诸多优势，首先可以大幅减少对土地的需求，这样不管是巴西的亚马孙雨林，还是印度尼西亚原始森林，都能够更大程度地得到保护，而无需被开荒砍伐。此外，转基因农作物还能更好地保证可持续发展，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灌溉水的使用等等。这些都是好处，已经有大量的科学数据来证明这些优势。

　　纵观食品演化的进程，每当一种新的食品或者技术出现的时候，总是会受到社会的广泛置疑。比如说现在我们常喝的高温快速消毒牛奶，这项技术刚刚问世的时候也是备受质疑，但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立法明令必须高温快速消毒。再比如，第一辆汽车面世的时候，前面专门有人举着旗子对路人喊“这是会杀人的”。汽车的确会杀人，但你看现在北京不满大街上跑着汽车。总之，人类是一种不喜欢变化的动物，即使是处在很危险的境地，也愿意维持现状。

　　对转基因技术，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不采用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会怎样。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采用转基因技术，会面临竞争力下降等不利态势，也就是说拒绝转基因的机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但我们并不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理念，这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让别人做这样决定的知识和基础。如果我命令你做一件事你不一定愿意去做，但如果你自发地决定做一件事的话，你就一定会全力去做。

　　转基因技术已经以非常好的成绩通过了检验

　　《商务周刊》：您说了这么多农户种植的问题，但一些报道称种植转基因作物头几年收成会很好，但越到后来就会发生很多问题。比如中国从1997年就开始种植抗棉铃虫的棉花，但后来棉铃虫没有了，盲椿象却成了很严重的次生灾害。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克莱夫·詹姆士：其实农作物都会受到不止一种的威胁，如果你抑制住了第一大威胁，第二大威胁就会成为第一大威胁，这是很自然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抗虫棉种植过程中，棉铃虫被抑制住了，却使得盲蝽象增多了，应该怎么办？首先需要有效的控制，直到我们将来有新的基因可以控制盲蝽象，这些问题是需要一个一个解决的。如果认为一种转基因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是一种误解。只要对生物学稍有认识的话，就可以知道抗虫棉的情况是在预期之中的。

　　对于虫害和其他问题的控制，可能要经过多个周期的使用才能控制一种虫害。与此同时，时间长了，一种虫害可能会产生抗药性。比如在传统农业中，已经有上百种除草剂和杀虫剂失去了效用，因为草进化了，虫也产生了抗药性。转基因作物这方面跟传统作物是一样的，不管是玉米还是棉花，多代之后都可能会产生对基因的抵抗性。

　　现在很多转基因的技术都是由企业开发出来的，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在促成雌雄不同的虫在交配交换基因的时候，让有抵抗基因和没有抵抗基因的虫交配，使得转基因特性的虫能继续保持作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增加基因，在一种基因还没有失去效用之前，引入新的转基因来取得效果。这在全球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促成了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大幅度增加，解决了很多传统作物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今后政府和企业合作共同进行创新的话，还可以解决更多问题。

　　《商务周刊》：去年中国一则引起轩然大波的报道说，一些农民种了被怀疑是转基因玉米后，导致老鼠数量的减少乃至绝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最想知道的是，这些转基因食品真正地摆在餐桌上能保证安全吗？

　　克莱夫·詹姆士：到目前为止，所有转基因食品已经提供了无数餐饭，没有听说哪个是真正因为转基因食品而带来问题的。这种技术已经好到有点让人不相信了，所以别人总会说它的问题在哪里。

　　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可能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因为可能有人说根据这项研究证明转基因是有害的，另外又有人说是无害的。那应该信谁呢？

　　让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来看，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昆虫学教授洛希（Losey）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其用拌有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杂草叶片饲喂帝王蝶幼虫，发现这些幼虫生长缓慢，并且死亡率高达44%。洛希认为这一结果表明抗虫转基因作物同样对非目标昆虫产生威胁。但他的实验受到了同行科学家的广泛质疑，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组织昆虫专家对帝王蝶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认为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在田间对帝王蝶并无威胁。

　　另外，苏格兰一位名叫普兹太的免疫学家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这个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最后英国皇家科学院出面，对普兹太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调查，指出这项实验的设计和操作都存在着问题，并得出结论说，如果根据这项实验就认为转基因食物会危及健康，是错误的。

　　像皇家科学院这样的科学机构在检验了这些报告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仅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另外他们还指出从道义上来讲，必须把这样的技术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分享，来增进他们的粮食安全。而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家国家科学院研究机构，包括中国在内也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新的科学技术出现，别人都可以说现在没问题，未来可能有问题。而现在我们已经有15年的经验，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技术有问题。那么当初所做的这个技术可能有问题的判断就是错误的。可以说，转基因技术已经通过了有史以来所有技术中最严酷的检验，而且以非常好的成绩通过了检验。

　　最大的风险是不采用转基因技术

　　《商务周刊》：多年来您走访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转基因生物技术，对于中国来讲，您觉得有没有好的经验借鉴？

　　克莱夫·詹姆士：我觉得值得中国借鉴的一个很好例子就是巴西。巴西推广转基因作物的一大特点是，他们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企业已经开发出来的产品和技术，比如说转基因大豆，这样就使得成本比较小。第二，他们还大力发展和供应商的关系，比如说现在巴西和德国的巴斯夫正在共同进行开发抗除草剂的实验。第三，他们自己还有独立性的开发，这跟中国是一样的。这几种方式相结合，能让他们把利益最大化、最优化，他们可以立即获利而不用等待漫长的开发的过程。

　　中国现在还更多是独立进行研究，但中国完全可以和巴西进行合作。巴西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和挑战，也有着同样的发展目标。所以他们之间进行合作非常合适，也会非常有利。

　　巴西也很乐意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巴西现在已经在非洲建立了知识转让中心，对安哥拉、莫桑比克这样讲葡萄牙语的国家进行技术转让。我们在学习一样新东西的过程中，一般第一次做一件事和第二次做的做法是不同的。中国其实可以去问问人家现在的做法是什么样，接下来怎样做等等。这也是一种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在不同的大洲都有大的国家开始积极采用转基因技术，亚洲有中国和印度，拉丁美洲有巴西和阿根廷，非洲有南非。可以说，在推进一项新技术的过程中，需要达到一个有效的规模，才能够起步。巴西现在达到了这样的有效规模，2010年，巴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面积达到2540万公顷，仅次于美国，而中国才仅为350万公顷。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国要在这个领域里有更多的发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领导角色。尤其是在转基因水稻方面，中国实际上是有最大潜力成为一个领先者的。

　　《商务周刊》：对转基因未来的发展，您肯定持乐观态度，但如何去加速推动呢？

　　克莱夫·詹姆士：像我们今天这样分享知识，让人们了解各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之一。经过知识分享过程后，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接纳普通作物和生物技术作物，这才是最好的状况。

　　过去15年的商业化种植，人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一开始我们用非常严厉的眼光来审视转基因技术，现在我们已经有一套简便的风险管理的法规框架，未来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更完备的法规管理。

　　对于转基因技术未来的发展，我是持审慎乐观态度的。我觉得这项技术会继续传播，现在我们展示的技术还主要是用于防病虫害和抗除草剂的，接下来的转基因技术则会在于提高食品质量，也就是说以前是提高产量，接下来则是增加营养的。

　　现在转基因技术还主要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以减少贫困，而贫困在欧洲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对待转基因技术是比较抵触的。但他们也许不久就会发现，不接受这项技术是不行的，对他们其实是不利的。我们已经听到欧洲政界越来越多的对转基因作物表示支持的声音，在英国已经有政治家提出，“倘若我们不采用的话，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欧洲人可能不在乎，但未来如果转基因食品可以帮助人类降低胆固醇和减少心脏病的发生，欧洲消费者就不会觉得这个技术和产品跟自己无关了。未来人们会越来越要求更高质量的产品，而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食品生产中无疑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