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瘦肉精事件”看学术研究乱象

　　70岁的许梓荣教授早就是浙江大学的科研明星了。20多年来，他的科研成果转让给省内外多家企业，但已退休3年的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名。把“许梓荣”三字输入谷歌查询，可找到53000多个结果，除个别条目外，余者皆是与新近发生的“瘦肉精事件”相关的新闻和评论。公众舆论在对使用含瘦肉精猪肉来制造产品的双汇公司发泄了满腔怒火之后，又将谴责的目光转向了瘦肉精的研究和发明者。有媒体报道称许梓荣为“中国瘦肉精之父”、“瘦肉精引进‘功臣’”，有评论者质问：“许梓荣，你的良心在哪里？”更有人将这位奖项等身的教授斥之为“学术败类”。

　　本应安享晚年的许梓荣教授，意外地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市场拜物教”下的学术研究

　　4月10日，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婉拒了记者对许梓荣的采访申请。宣传部工作人员称，许教授在双汇“瘦肉精事件”发生后，除简短地接受一两家媒体采访外，已拒绝与更多的采访者见面，且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记者问及浙大校方对此事有无正式表态，宣传部工作人员简短地回答：“没有。”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主任厉曙光，主要从事食品毒理和食品安全等研究工作，是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要成员之一。他说：“瘦肉精的推广本身是个违法的东西，它就像毒品一样，有什么可推广的？从学术研究看，凡涉及人体健康的研究，应该搞多学科综合评价，让医学界早期介入，先做安全试验，不能总是农业部自己搞的东西，自己来评价。从政府管理来看，这是农业部门闭门造车，他们搞瘦肉精，本来就只是农民怎样养猪的事，只想着增加生猪瘦肉率、出栏率，没想到却在人身上出了问题，成了食品监管问题，又成了医学界的问题，最后发现源头在农业部门……三聚氰胺、苏丹红也是这个问题。”

　　厉曙光教授说，国家也鼓励高校的科学研究与市场相结合、与企业相结合，将科技成果产业化。但一些学者把科技市场化前景的重要性放在了比科研本身更重要的位置上，科研项目的成果总是先想扩大市场，产生价值，“等到要把孩子往医院里送了，才想到不对头……”

　　据媒体报道，对于自己成为“瘦肉精”引进中国的始作俑者，许梓荣颇感委屈：“当年研究瘦肉精的很多，引进这个东西的也很多，帽子全扣在我们头上，这不合理。”瘦肉精的研究推广曾是农业部的“七五”重点课题之一，当时国内几所有名的农业大学都在行政部门的推动下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达四五十篇。但国内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瘦肉比例上，并未注意到瘦肉精在动物体内残留的问题。许梓荣的研究生做实验时，曾发现瘦肉精对生猪有毒副作用，发表论文时却并未提及。关于这件事，2009年许梓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自己辩解道，那时国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猪，他和学生的研究吻合政策方向：“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这句话，现在几乎也成了网络名言。

　　在退休前的20多年里，许梓荣主持完成了国家、部省级攻关课题20余项，在饲料资源开发、饲料添加剂及全价饲料的研制和产业化等领域都做出过贡献，获得过16项国家和省部级奖，但如今一个“瘦肉精事件”，却可能毁了他一世英名。

　　“搞资金”等于“搞科研”

　　在浙江一些高校，科研项目已成为压在教师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为了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许多教师不得不造假充数。

　　浙江的一位大学教师向记者透露说：“我们的课题研究，几乎都是自筹科研经费来搞的，这个已经制度化了，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学校领导与各院系都签了合同，一签3年，各院系每年都需完成一定量的课题研究任务。我们申报的科研课题既有省、部级，也有市、厅级的。有些市、厅级的课题，专家论证过了，批准立项，但项目书上明确写着，要自筹资金去搞。这是纵向的课题。横向的课题，就是面向社会，对社会单位提供服务的，更是要我们自筹资金去搞。”

　　这位要求在报道中隐去本人姓名及单位名称的教师说：“本来搞科研应该是第一位，搞资金应该是第二位，现在搞资金成了第一位的事情，至于科研搞得怎么样？再说吧。问题是，为了应付考核指标，我们不得不去自筹资金搞科研，有些教师筹不来课题经费，就把去外校上课挣的课时费先打到一家公司账上，再缴到学校，冒充为这家公司做项目筹来的经费。学校收到这笔钱，扣下点管理费后，把余下的钱返还老师，等于科研也没做，但课题指标完成了。”

　　这种情况，学校领导知道吗？该教师说：“这我不清楚，但院系领导肯定知道，他们也是有苦说不出。我校目前正在推聘岗制，教师收入是由基础工资加课时费两部分组成。基础工资是一定要发的，但科研任务完不成，学校承诺给你的课时费就不会百分之百发了。我们拿不到科研资金的，只有自己先投入，缴一点管理费，比起课时费被截留20%的损失还小一些。”

　　比起普通老师，学校的大牌博导不用发愁完不成科研任务。他们教出来的博士生，有的当了单位领导，导师带着学生去他单位做课题研究，本来可做可不做的，但导师需要这个资源，单位领导就爽快地批了。“有的项目发明出一项产品，市场价值在100万元左右，单位领导大笔一挥，导师四五百万就拿到手了，这还不是变相圈钱！”这位教师感慨说。

　　按照该教师所在学校下达的任务，他们这些人文社科院系的每名教师每年要筹集几十万、上百万的科研经费，如果拿不到这么多钱，等于考核不合格，整个院系的利益都要受影响，院长有可能走人。“理工科的研究课题，一个项目几十万、上百万不成问题，商科和经济学院系也好些，但我们搞中文、历史、外语的，学校也这样要求，真是害苦了我们。我们是学的浙大模式，但浙大是很牛的单位，它能从国家那里拿到这么多课题费。它搞横向的课题研究，为社会服务，也能拿到很多钱，像瘦肉精就是。但我们搞研究拿不到钱，只好造假，你把自己的钱打过去，什么事也没做，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干货没多少，就是靠数字泡沫来堆积。”

　　这位老师认为，学校下达这样的任务，主要还不是为了赚钱，因为学校对项目的管理费只是象征性收一点，它主要还是反映了一些校领导的政绩：“学校账面上反映出来有这么多课题，筹集到了这么多科研资金，这就是一些校领导的政绩！我们普通教师对此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它不是个例，而是个制度化的东西。”

　　人文社科研究互抄、互轻

　　近几年，浙大的科研经费每年都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去年的科研经费达到27.6亿元，比上年增长34.5%。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教授说：“浙大学术研究的任务量很大。我们每两年聘一次岗，如果教师的科研论文、专著、获奖名次等指标下降了，聘岗位的时候也要下降。我现在是二级岗，一级岗是院士。如果过两年我变成三级岗了，自己面子上也挂不住，都想保住。”

　　国内文史哲方面的研究，以前搞纯学术的多，研究者拒绝与实践挂钩，不指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变成政府决策。“他只要把某个概念搞清楚，考证出这个概念是谁最早提出来的，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完了。有的研究古汉语的论文，把一两个词搞清楚就行了。”

　　谈到文科学术研究的弊病，邵教授说：“我们的学术界文人相轻蛮厉害，所以出不了大家，出不了学派。西方学者的知识产权意识强，他很尊重事实，某个观点是你首先提出的就是你，你水平最高他也承认，不像咱们这里，你发几十篇论文了，他只发一篇，就是他第一，他最牛，视若无人，自我膨胀。另外，我们也不太尊重人家的精神劳动。有人论文里引用了你的东西，也不注出来。你在他论文里找你的原话，找不到，但观点明显是你的，你没办法。或者你怎么引用资料，他也怎么引用，你读了整整一本书，发现一句好话，引用了，他也引用了，省得自己看书了。你出处注对了，他跟着对，你注错了，他就跟着错……这种做法有一种坏的示范效果：既然互相抄就行了，我凭什么要看那么多书？”

　　近些年来，国家对课题研究投入较大。国家和各个部委、省厅都有自然科学研究基金和社科研究基金。邵培仁教授说：“我们看重的是国家的科研项目，以及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这些部委的。国家对浙大还是看重的，重大招标课题，你要不报，他会着急，打电话提醒你。然后是省里的、各个厅的。像浙大这种学校，再往下就看不起了。横向研究是为社会单位服务，学校给你算业绩点的时候算得少，浙江其他高校，向国家申报课题比较难，就也做些横向的课题。”

　　邵培仁长期关注过中国与美英加澳等英语国家的学术研究之异同，在他最近与别人合作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文科学界的一些人长期以来过分沉湎于纯而又纯的学院派学术研究，认为学术研究只应关注学术本身，对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兴趣或无话可说，以为关注国家、民族和社会问题那是学术界‘流浪难民’的最爱，结果逐步退出公共知识领域，脱离现实，远离大众，导致学术失声，沦为学术的边缘人……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的好多选题都是紧扣时代脉搏，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各种各样生动而复杂的全球问题、国家命题、民族事务、社会热点、突发事件之下的传播与媒介理论问题，从中探讨重大或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寻求新的理论解释，建构新的研究模式。”

　　据邵教授说，国家课题设置的指导思想在逐渐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纯学术的研究慢慢减少，用来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多。自然科学项目强调与市场相结合的发明创造，人文社科项目看重带有决策性的问题研究，“像我们搞新闻传播学的，要研究《媒体时代党的执政方略》、《危机传播的规律及其防范》等一类课题，这都是国家为社会稳定进步等出的题目，看看国外怎么做，中国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