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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从衣食住行看收入分配

来源:搜狐财经
2011年05月17日02:06

  (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请勿转载) 

  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居民应得的那一份福利明显被侵占,在包括企业、银行等众多侵占者们中,政府的侵占程度是最大的

  就在中国于2010年刚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最新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以购买力平价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达18.9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升至18%;同期美国GDP将达18.8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降至17.8%(见图1:全球七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变化)。

 

图1:全球七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变化
图1:全球七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变化

  但是,按照IMF采用购买力评价计算,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经济水平的增幅却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7448美元,较2000年大幅增长了313%,但也仅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3565美元的70%左右,仅为同期美、德、英、法和日本等国的16%至21%(见图2:全球七大经济体人均GDP)。

  

图2:全球七大经济体人均GDP
图2:全球七大经济体人均GDP

  用以上两个指标来描述中国经济,可以说是:整体大国,人均小国。正因如此,如何选择观察中国经济的视角,就成了研判中国真实情况的关键。笔者此前曾以“衣食住行”为切入点,发现十余年来中国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行的问题解决的最好,其次是衣的问题;相应居民在食和居两个方面则相对恶化,即支出比重增加,价格水平上涨,而此点则与近年来高房价和食品价格几次快速上涨能够契合。(参见此前专栏文章《张涛:从衣食住行看十年通胀》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衣食住行”作为居民真实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为什么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居民反而在居住和食品支出上呈现出反向变化,而同样是基本的衣、行两个方面却得以明显改善呢?这种差异能否用上述的“人均小国”涵盖?笔者尝试沿着上文讨论通胀的思路,来延续“衣食住行”这个基本问题。

  首先从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拉动因素谈起,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究竟采取何种资源配置策略来实现整体大国的意图。实际上,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逐渐成为经济三驾马车中最强力的拉动因素:2001年至2007年期间,GDP年均10.8%的增长中,有近11%是由净出口贡献的,随后则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相应1990年至1996年期间,GDP年均10.7%的增长中,净出口贡献度则为6%,随后就爆发了亚洲经济危机。由此,可见同样都是危机前,时间间隔相当,增长速率也相当的一轮周期中,净出口的贡献度却由6%上升至11%,提升了近五个百分点(见图3:两次危机前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对于中国规模这样的大国而言,短短十余年间,经济增长驱动之所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当主要归属出口拉动的特色经济增长策略推动所致。

  

图3:两次危机前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
图3:两次危机前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

  而在这个变化的背后,中国微观层面实际上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仅从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来看,就可见一斑。

  1995年,中国出口产品中比重最大的是纺织品,比重高达25%左右,到了2000年该类产品的比重就降至20%,同期机电产品的比重则由18%升至30%;到了2005年,纺织品比重进一步降至14%,而机电产品的比重升至43%。此次危机爆发以来,虽然中国的出口整体形势受到严重影响,但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趋势却并未被打断,截至2010年,纺织品的比重已经降至12%,而机电产品则升至45%左右,并且车辆、航空类的产品出口比重也升至了6%左右(1995年仅为3%不到,见图4: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图4: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图4: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相应在进口方面,1995年,机电产品和纺织品占进口总量比重分别为36%和12%,在随后的近15年来,纺织品比重则一路下滑,到2010年已经降至2%,而机电产品的比重基本稳定在35%至40之间;期间上升最快当属包括石油在内的矿产品的进口,比重由1995年的5%升至目前的22%(见图5: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变化)。

  

图5: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变化
图5: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变化

  上述进出口的两组数据背后反映出什么问题呢?为何纺织品的出口一路下降,而机电产品的出口一路上升?为何在纺织品进口下滑的同时,机电产品进口保持稳定,且包括石油在内的矿产品的进口快速增加?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有没有相同之处?

  接下来就需要进一步探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得以成功达到预定目标。

  如果将1978年至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GDP实际增长(或者人均GDP增长率)放在同一坐标轴内,可以清晰地得出一幅图景,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呈现出高度的拟合(见图6:中国经济运行效率)。

  

图6:中国经济运行效率
图6:中国经济运行效率

  以1978年的不变价计算,199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2697元,到2000年升至3843元/每人,2005年升至5818元/每人,2010年升至9888元/每人。以五年为单位计算变化率的话,劳动生产率在上述三个五年间的增幅分别为43%、51%和70%;而以相同五年间隔计算中国实际GDP的增幅则为51%、59%和70%(以1978年的不变价计算,中国实际GDP于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18323亿元、27699亿元、44116亿元和74954亿元)。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你对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有多少质疑,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持续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拟定,和与之相呼应机制的改变,造就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说完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运行效率,实际上就是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接下来需要说的自然就会落脚在经济运行中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收入分配。

  笔者在《从衣食住行看十年通胀》一文中曾表明:“中国居民收入的慢增长和收入结构恶化,严重削弱了中国居民抗通胀的能力”。伴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社会经济福利理应扩大,但为什么居民收入及收入结构问题会如此突出呢?换句话说,增长的经济福利既然没有被居民吸收,那究竟取向何如呢?

  这就需要引入另一组数据: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中国政府的收入和居民的收入增速间的喇叭口持续扩张。

  为了能够更真实的比较数据,笔者按照中国城市化率的变化,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通过加权计算,估算出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将通胀因素从居民收入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剔除,比较的结果显示:

  1996年之前,同劳动生率年增速相比,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速交替领先,并且基本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情况逆转发生在1996年之后,也就是中国为应对亚洲经济危机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财政收入增速不仅超过居民收入增速,而且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相应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1996年,财政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为11.6%、12.3%和8.6%;2000年,三者的增速分别为14.8%、1.6%和7.4%;2005年,三者的增速分别为15.5%、6.7%和10.4%;至2010年,三者增速分别为15%、6.6%和8.9%,期间差距的高点出现在2007年,当年三者增速分别为24%、7.6%和13.3%(见图7: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趋势)。

  

图7: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趋势
图7: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趋势

  这组数据则显示,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居民应得的那一份福利明显被侵占,在众多侵占者们中(还有企业、银行等雇工者、债权者),政府的侵占程度是最大的。

  把上述三组数据综合到一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针对中国劳动力的自然禀赋,出口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策略重点;而纺织品、机电产品和能源矿产品等产品在进出口比重中的变化,则反映出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劳动双密集的转变。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导向上,从前期重点配置纺织行业转到了后期的装备制造业(背后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也与笔者前文得出的“中国在衣和行方面明显改善”的结论相契合。

  而住和食这两个方面的恶化,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方面,伴随中国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变,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必定造成工业用地、城市用地对于农业用地的侵占,这一行为自然会反映为住和行两个方面供需关系上的持续紧张。这也能够解释能源矿产品在进口中的比重为什么会持续上升,因为工业结构由轻转重、劳动力的从农进城、城市水平的由低到高等强劲的需求,均需要外部资源的有力补充。

  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二次分配严重侵占了一次分配中劳动者的分额。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首次实施,直至2003年淡出;同年,中国银行业的股份制改制进入实质阶段,而且此改革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实际上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机制由财政转为了金融,随后3%的银行利差近乎成为了铁律,居民在储蓄方面又受到一层侵占。而此次危机过后,中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金融、财政双扩张,再加之国进民退的企业布局,居民在经济福利中被多层侵占的格局更加严重。

  因此,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侧重点,这一侧重来源于既定的经济发展策略;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长点向内需转变、民生向社会核心问题转变的背景下,政府作为社会资源最强力的控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上作出相应的战略摆布和战术调整。这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经济数据和经济模型来描述,仅简单的“衣食住行”四个字就足够了。对此,我们难道还能继续忽略不计吗?

  (作者系财科所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E-mailzhangtsxyq@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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