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未来,青年人在发生一种变化,你可以用很多词语来描述这种变化,比如保守、求稳,又比如务实、理性。
无论怎么描述,这个变化在缓缓地发生,仿佛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
讴歌自由选择的曲调还在空中飘荡,创业的潮水也还在拍打着时代的沙滩,而更多的年轻人,已经默默地转向,拥挤在人群中,向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进军。
在那里,可以操作更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自我的价值;在那里,也可以受到那巨大力量的荫惠,求得一己的安稳。
他们为何而去,自都有答案。
在很多年以前,进入这些机构的人,都被称为干部。只要上了大学,他们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可以成为“公务员”;只要毕业,就有房子在不远的未来等候他;甚至前途,也不用经过激烈的竞争,将来,明了可见。
在1980年代,那如同磐石或者结石般的未来,也有显而易见的缺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那个时代,这首诗的再度走红,或能说明问题。
改革开放,让可能性变得更多,“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们”渴望到更炙热的地方,抛洒青春。实现自我价值,无论理想还是物质,都变得那么顺理成章和无比迫切。
当更多国有企业(当时叫国营企业)脚步滞重,当政府机构分配的房子也只是幽暗的筒子楼时,国退民进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青年人对未来的看法中。
评估一番,当发现失去的只有沉闷的岁月,年轻人对自由的选择,坚定无比。
然而,凡事均有代价。事实上,自由尤其依赖规则,依赖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清晰界限。
而当民生成为大问题之后,对未来看法的重新评估不可避免。
寻求稳定的一代人也慢慢成形。他们的每个个体的选择都无可厚非。
自由的代价是个人的不确定性;稳定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许,是集体的一种不确定性。
转型的中国,需要方向,也需要力量和创新。
无论怎样,多年以后,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个代价那些寻求稳定的年轻人们留下的遗产。
两年半时间,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务员考试,王艾寒笑称自己的公务员之路一直很有进取心。
“实际上更多的是时代帮我们做出了选择,年轻人只不过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不过,他还有点额外的原因:要用公务员捍卫自己的爱情。
“羡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务员热”是在大四上半学期。“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讨论公务员,宿舍里一共八个人,除了一个决心考研的,其余七个人手一册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你枕头边不放上一本,都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夏天,王艾寒从东北来到济南,进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开学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师哥师姐来做讲座,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
他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职业规划。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能挣钱,能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报考公务员的:“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
后来他才知道,2007年国考,有60万人报名,比他入学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这意味着当年全国近五百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而他所在的文学院,作为这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的头牌院系,超过95%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国考,其余5%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他的舍友朱俊华是其中一位。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国考当做一个可以试试的机会,朱俊华则视其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大机会。
朱俊华来自陕西宝鸡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这个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平民子弟,希望当上公务员,进入体制内,进行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前一次是考入大学。
备考期间,朱俊华几乎天天是抱着《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睡着的。此前,他的睡前读物是一周三期的《体坛周报》。
朱俊华还做出了一个颇让宿舍人吃惊的选择:报考新疆塔城海关。塔城,位于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离海洋最远的城市,语意为“旱獭出没的地方”。
宿舍人都觉得他疯了,朱俊华不为所动:“你们都不愿意去,我去,你们都不愿意报,我自己一个人报更好。”
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通过分数线之后,他面对的最终竞争者,其学校背景与个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终,朱实现了人生中第二次“鲤鱼跃龙门”。完成目标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华又回来了。他开始疯狂下载足球比赛,甚至为此买了一个硬盘,“万一那边看不到球怎么办？”
朱俊华的成功在文学院引起不小的震动。王艾寒说大家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羡慕嫉妒恨”。不过,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和榜样”: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面试,原因是报考的职位太热门,竞争太激烈。
“感觉挺沮丧的,”他说,“要是也报一个偏一点的职位,会不会就成了呢？”
与他的沮丧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则正陷入两难:一方面是高分入围某中央部委的面试,在首轮面试后取得了综合成绩的第二名;另一方面则是其第二专业对外汉语的专业课程已经顺利完成,公派出国做一年对外汉语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
赌博
如何选择,舍友李政感到痛苦:继续中央部委的面试,则要彻底放弃第二专业,意味要放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中级)、海外教学经历和教育学学位证书。
如果选择出国,则要放弃一个近在眼前的进入国家部委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风险颇大:第二轮面试是八选四,他也有可能最终被淘汰。
李政的爷爷是山东半岛一个小县城法院的副院长,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国家干部”,年轻时参军,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九死一生,复员回乡,从入伍前的一个农民子弟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要想改变命运,我们那辈人就是参军,你这辈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务员了。”爷爷和李政开玩笑:“你要是成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咱们家祖坟得长多高的一根草啊!”
李政做出了最终决定:放弃公派出国,选择公务员最终面试。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办公室办理放弃对外汉语专业的手续。他本以为会遭到院办领导的埋怨,可是听了他的解释后,院办领导非常赞成他的选择,热情地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未了,院办领导还鼓励他:“机会难得,进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李政最终没有实现农家子弟的“一步登天”,录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听到过睡对铺的李政压抑的哭泣。毕业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对他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赌博,可是还要赌。
毕业后,王艾寒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济南,或者是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去了山东泰安,做了一名区电视台记者。
他是为了追随女朋友才到泰安去的。王艾寒与女朋友大学相识,同是文学院传播学专业。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希望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能成为公务员,这甚至成为他们认可王艾寒的重要条件之一。
区电视台记者是一个“杂活儿”:摄像、编排、文稿都要弄。曾经有一周,王艾寒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点回家,中间几乎片刻不得闲。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慢慢地,他对于公务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以前,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公务员的负面评价,认为‘事难办、脸难看、门难进’,也有‘蛀虫’这样的激烈说法,可是我接触了很多基层公务员,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确实是有想法、有思路为群众办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还有待改进。”
[内容简要]:工作一年后,王艾寒和同学谈起大家毕业后的发展,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距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当然,这并非是他对于“公务员”的全部认识:有一次,他跟纪委去拍公务员上班不守时,到了九点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没人来,打电话询问,都说在下面走访,而当天那些科室并没有出行安排。
大约毕业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远在新疆塔城的大学舍友朱俊华的电话:赶快准备红包,我要结婚了。
朱俊华成为宿舍中首个结婚者。他描绘了一种让王艾寒羡慕的塔城生活:未婚妻是乌鲁木齐人,教师,工作稳定;自己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单位有补贴,价格至少比市场价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上上网,喝喝茶;把父母接了过来,帮他们开了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还帮学护士的妹妹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王艾寒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业调查队。同事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举家迁往福建。临走前,同事说,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一切都好办。
毕业半年多的王艾寒开始真正决定“从内心里决定要从事这个职业(公务员)”:“来自社会的影响,来自周围人的选择,来自长辈的压力,让我觉得还是考公务员吧。”
逢试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岛、泰安和日照等山东省内地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不下十次。其中,泰安和日照的事业单位进过两次面试,最终都没有考上。公考从未进过面试,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从来未到达,几乎逢试必考。”他如此总结自己毕业一周年内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济南参加公务员考试。从大四毕业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结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爱情是一种动力。”
考试结束,他们俩去看一对大学同学。这次见面让王艾寒五味杂陈:“男的在一家民营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打杂;女的在一家网站,工资也很低。我觉得他俩的状态应该不会攒下多少钱,租的房子好像是450元一个月,两个人打算近期结婚,可是济南的房价涨得也很厉害,他俩的婚房到现在还没着落。”
告别的时候,男同学告诉王艾寒,他也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看得出来,他真下了决心。”
回泰安的路上,说起了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发展,两人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差距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后来,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围,考取了威海市一个事业单位。为了爱情,王艾寒辞去电视台的工作,追随女朋友,加入山东一家都市报的威海记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压力:企业化运营,每月都有考核任务,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没有时间复习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别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一次威海市事业单位考试,分数一般,都没有进面试。他总结失败的原因:工作忙,长时间没有考上也有点松懈,自己也有点心灰意冷,有时甚至会想,我就知道考不上……
他接到了又一大学舍友通知婚讯的电话。毕业后,这位舍友回了老家广东的一个县城,其父是当地政府公务员。舍友在广告公司待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体制内,成为一个政府实权部门的公务员。舍友曾经向宿舍里的兄弟们感叹:花了好多钱的哇!
电话中,舍友说自己两年做的都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就是一个“高级打字员”,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样,机关单位没有太多的光明,没有太多的理想,仅存的一点点激情都会慢慢消磨掉。
不过,舍友也说自己现在也想通了,心里也坦然了许多,不再那么愤青,自己尽心尽力就好。
最后,他们在“公务员的魅力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第一,如果真的想做点实事、好事,处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发挥;其次,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至少现在很多人找对象都希望找公务员;第三,不管怎么说,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不错,虽然没有企业挣钱多,但是其他方面比如退休后要比企业更有保障。
当然,对于王艾寒来说,公务员的魅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能够更好地捍卫和保护自己的爱情。
2010年年底,他再次报考了国家公务员。
成功“突围”
王艾寒在临考前约一个月开始着手复习:每天晚上做题,一共做了十套真题和几套模试卷,然后就到济南考试了。
他说,这绝非不重视,一是因为报社的工作很忙,二是《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加起来400多页纸,确实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了。
成绩出来之后,他第一时间用手机发短信查询成绩:进面试了!
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他打电话报名参加某著名公务员辅导机构的面试辅导班,地点在北京,为期一周,学费4280元。其实,他本来想报名的是为期两周、学费一万的特训班。校方承诺,参加特训班,如果面试失败,退款八千,而学费4280元的这个班是不退钱的。特训班针对考生要面试的某一职位特别设立,王艾寒报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有人报名了。
面试辅导班学习结束,王艾寒回威海,照常上班,静候面试的到来。
他比面试时间提前一天来到北京,选了一个离面试地点只需步行十分钟的宾馆住下。面试前一晚,他承认自己“无比的紧张”,晚上一直不停给朋友同学打电话聊天放松,看电视没心情,翻了会儿书看不下去,十点不到就躺下睡觉,但是睡不着。
面试当天晚上,他接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本来说是第二天电话通知结果,他就把手机放在宾馆充电,自己出去闲逛了。结果刚回房间就听到电话响,拿起来一看号码是北京的,心顿时一通狂跳,然后,他被告之:面试通过了。几乎没有时间激动,他接连拨通了女朋友和家人的电话报喜。
他永远记得面试通过电话打来的时间:19点10分。
当天,在北京的大学舍友请他吃饭。这么大的喜事,两人没喝一口酒,害怕影响了王艾寒第二天的体检。
体检结束,王艾寒坐火车回威海,一路上还是一直打电话聊天。尽管知道体检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他还是没敢吹牛说自己过了,在期盼已久、触手可及的成功面前,他一再告诫自己要“低调、再低调”。
回威海半个月后,王艾寒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自己也没有心思再干了。辞职后,他每天上网,看书,因为将来要从事文秘工作,他开始特意关注国家政策和相关文件。
他已经开始进入角色。可是,对于即将在北京开始的生活,他坦言并不喜欢如此快节奏的生活,蚂蚁一样的人群,还有永远灰蒙蒙的天,甚至开玩笑说威海厕所里的空气都比北京大街上的好。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练出挤地铁的本领,也希望自己的肺能够尽快适应北京的空气。
进入体制内,王艾寒也没有旁人所认为的特殊的成就感:“考上公务员不代表任何成就,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只是,与其毫无意义地宣泄对体制的不满,还不如真正地进入体制,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点什么。”
不过,他还要面临一个新问题:女友在威海当公务员,他在北京。他用考上公务员捍卫的爱情,还要继续破题。
“她也往北京考,也可以在北京先找个工作。总之尽快也去北京吧……”王艾寒对自己的爱情充满信心。(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接连着两周,王林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生活像一辆塞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四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选择国企
2007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的好。
毕业前,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寄来之前, 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著名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而言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年轻的毕业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那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幻灯片写了70页。“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位于金融街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他惊讶地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的。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有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1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四年。四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模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地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著。四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著,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四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四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只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回头来看,王林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这公平吗？”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那些你见到在中移动大厦里工作了几年,仍然没有等到正式的编制的同龄人,热切渴望一个编制上的空缺。
这里不完美,但是王林知道,相对别的地方,他所在的仍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堡垒。(本文人物为化名)
武征曾经是一个“大城市成就人生梦想”的典型代表,他勤奋,能吃苦,有明确的人生规划。
但是,一切都在2008年的春节改变了。老父亲希望他回到滨州老家。
这是一个三线城市,没有火车站,也没有他所从事的行业信用担保软件开发。
但是,人生就这么突然转弯了。老父亲的一番话和妻子的期望,让他最终决定回家。
在北京,他可以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回到滨州还能保障这个收入水平么？从一个三线城市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曾经壮怀激烈
再往前推八年,武征第一次远足。
2001年,他考取了重庆通讯学院,这是一所军校,武征作为军校招收的地方生被录取。地方生的特点是,和国家统招军校生一样接受完全的军事化学习,但是不能享受国家包分配服务军队的待遇。
武征在学校里是先进分子,进校第一年就入党,当着不大不小的学生干部,时常对着上百名学生讲话。按照军队里的话说,他就是那种“政治合格,思想牢靠,技术过硬的好同志”。他一心想“锻炼自己,做点事”。
2004年底,作为毕业实习,武征带着5000块钱跑到深圳,进了“深圳恒泰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做信用担保软件的公司。
生活条件和所有“漂族”一样:早上2块钱买两个馅饼,中午6块钱买个盒饭,晚上4块钱买四个馅饼……一间15平米的无窗小屋,两人住,轮换睡地铺。
心气也和大部分“漂族”的心境一样:吃苦没什么,干点事出来!
略有不同的是,他的人生规划具体到了数字上:五年赚100万!
家人对武征的这个选择颇有意见。按照家里的关系,如果毕业就回家,武征可以进本市建设局下面的事业单位,安安稳稳,衣食不愁。
武征不愿过这种生活,公司老板的话更让他兴奋:“和有钱人打交道,你也会变成有钱人!”
2004年,信用担保软件还是个很前沿的行业,交易的双方也都是做民间借贷的老板们,是有钱的主,武征觉得自己找对了行。半年后完成实习,签约为正式员工,开始做市场,拿提成。
后来,他还和要好的朋友做过一个软件公司,领域也是信用担保,每卖出一套软件,利润就有好几万。和朋友的合作,是他的第一次创业实践。一年后,公司关门。武征说:“每人赚了十几万拉倒,不好干。而且,在大城市,人脉很难拉,小公司很难维持。”
在深圳三年,武征想过若干个“我想……”,脑子一直没有停下来,却终究苦于没有迈出那一步。
“一个人在外,不好弄。”端起一杯茶,送到嘴边,没喝,停了一下,他对记者补充说,“有时候没方向。”
城市自闭症
打拼两三年,武征越来越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得了一种怪病,自己也一样,“下了班,就是回到租的屋子里,也没有个人聊天。整个人经常很烦躁,烦了就去喝酒,越来越不喜欢交流,整个人很闭塞,有自闭倾向。”
他不称住的地方是“家”,而是叫它“小屋子”。
武征发现,“同事们,朋友们,交往的目的性比较强,聊也聊不爽。”武征自己下了个结论:“大城市的人节奏快,交流的时间短,闭塞。”
工资从1800元涨到3400元,年终奖从五万到十万,钱包在一点点鼓起来,他却高兴不起来。
他想起刚到公司面试时,总经理问他的话。
“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规划？”
“五年赚足100万。”
“在这个公司,五年不可能赚到100万。”
“没关系,经历也是一种锻炼。”
眼看时间到了2007年,武征还在自己的五年计划上匍匐。2007年底,武征努力用这句“经历也是一种锻炼”安慰自己。同时,继续用那句“和有钱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成有钱人”来鼓舞自己。
和同事的聊天中,家是个渺茫的词语。
在要么出差,要么和同事喝酒聊天的生活里,爱情也离他越来越远。
武征说,这个行当的人很少30岁前结婚。“自己出差多,没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在外面,个人管个人。那时候婚恋网站基本没有,再说,我也不精通网络。”
单身两年后,武征和老家自己的一位高中女同学联系越来越密切。那是他高中的一个“死党”,两人知根知底,他曾对她开玩笑说,“到时候还没嫁出去的话,我就收了你。”
玩笑就这么成了真。一年的电话联系后,2007年底,两人结婚。
虽然不能生活在一起,武征很满足,他说:“心灵就像有了港湾,踏实。”
| [1] [2] [3] [下一页] |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