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科特：欧盟应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25日-26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以"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责任"为主题。英国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发言实录：

　　副总理先生、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因为它显然带来了很多各个领域的精英，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在会议上发言。我也希望能够基于我过去从政的经验，特别是国际气候变化领域方面的经验对这次会议做出贡献。

　　的确，这个问题涉及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尚未在这个领域达成很广泛的国际共识。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需要全球的治理机制，实现共同的发展，解决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历史已经证明现行的国际治理机制，比如说IMF、国际能源机构以及世界粮农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还有一些不足，即使是联合国也没有能够有效的实现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尽管在国际机制方面的建设取得了种种的进步，但现在世界很多人还处于贫困和饥饿之中，富裕的北方世界和贫困的南方世界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并且世界上很多不发达的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不发达问题和贫穷的问题。此外，现在市场的发展有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主权国家在管理银行的问题，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机构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够很好的应对一个金融系统的崩溃，给全世界和各个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政府成为银行家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一个纯自由的市场没有恰当的规管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最近，剑桥大学的彼特·哈尔森（音译）出示了一份报告，他说全球的公司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很大变化，投资的规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在金融服务方面，信息产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越来越多成为战略性的产业，当然这不仅仅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问题，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质量也越来越重要，同时也给各政府如何来进行协调的全球管理，实现共同的福祉提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像最大的一些全球公司都是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他们现在的投资和运营方式会对于东道国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提出这些是觉得必须要有这样的战略，能够实现全球的共同福祉，而且我们要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比如说主席先生，在过去几年中，中欧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中国一直是坚持以一对一的方式和欧洲各国打交道，无论这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怎样的差异，而与每个国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提出了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因此，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它有建设性的参与、战略性的眼光以及能够积极的来寻找解决全球金融、贸易、可持续发展、防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中欧关系的积极发展反映出最大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的互利合作，也反映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比如最近欧洲方面对中国的领导方式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说中国政府过多的干预企业的决定，我相信现在需要达成新的共识，在政府、公司治理和监管机构之间达成平衡，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改变过去那种日常工作的方式，而是需要认识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微妙关系。

　　温总理在“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提出发展的模式要考虑到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这样的理念在“十二五”规划中再次得到体现，我知道中国人经常在说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欧洲我们也许可以说发展西方具有欧洲国家特点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近一些银行的国有化，还有欧洲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以及20国集团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表明人们认识到市场系统的失败，开始质疑自由市场，甚至是资本主义本身。

　　我也认识到中国发展范式的关键特点，这个模式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事实上，非常有效的得以实施。总的来说，各方面的改革都非常的实事求是，并且避免了欧洲过去那种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经济怪圈，现在欧盟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觉得应该承认，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中有40%多是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最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减少持有的美国国债，并且对欧元区的问题表示同情。

　　主席先生，现在非常重要的是确保全世界共同的福祉，而且要改变现行的国际治理机制，他们的会员构成以及影响都需要更好的反映全球经济发生的变化，正像前面所说的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方案，需要有新的规管机构能够实现保证更加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中国和欧洲可以建立新的关系，代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与中国和加拿大和美国的差异相比总是要小一些，这一点尤其明显的表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

　　美国的谈判代表说，中国的排放总量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他显然忽略了人均排放的事实，美国的人均排放是2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只是6吨，这个差异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分歧表现得尤为明显，使我们未能够很好的达成第二阶段的《京都议定书》，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接受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并且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全球的碳排放。但这一点对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后果是不一样的，我们意味着要更好的认识到联合国共同带有“区别、责任、完整，共享、负担”，共同实现第二阶段《京都议定书》协议，这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挑战，这需要我们认识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全球温升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我们需要在2050年的时候需要把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80%，欧洲现在提出了450PPM的全球最高目标，当然也可能把这个目标定到550PPM，这样的话，将会更好的帮助我们实现升温不超过2度的目标。

　　尽管如此，欧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全球的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处在不同的阶段，与此同时就会给世界各国的减排带来不同的压力，我们需要发展中国家尤其关注，要实现更多的福祉，人民生活的提高，这与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有关，特别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所以，要达成一个气候变化方面的共识，就会对经济增长的正常速度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我们达成广泛的共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不同的阶段，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这在以往的国际协议中是不曾面对过的挑战，而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涉及到全球的金融、贸易和粮食生产方面的问题，很显然在监管方面实现变化是有必要的，能够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增长和繁荣。

　　刚才我已经说过，在新的世纪要寻找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公平的政策，当然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公平的加以落实。共同的责任依然是《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核心，我认为这有效的反映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富裕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我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时候应当加以考虑这对于任何形式的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议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已经说过，在新的世纪要寻找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公平的政策，当然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公平的加以落实。共同的责任依然是《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核心，我认为这有效的反映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富裕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我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时候应当加以考虑这对于任何形式的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议都是非常重要的。南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差距非常明显，而要解决这个差距是我们达成共识的最关键的部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就能够更好的充分使用资源。

　　我们今天在讨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精神应当反映在达成第二阶段《京都议定书》协议的过程中，的确我们现在也应当认识到要在2012年达成一致，时间所剩不多，在坎昆会议上达成的一致非常的重要。与此同时在坎昆会议上我们也认识到欧盟在减排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比如说德国在这方面非常的积极，但是对于葡萄牙来说我们适当的允许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有所上升，考虑到他们现在在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这种共同分担责任的原则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在坎昆会议上讨论的重要问题和达成的重要共识，这对于我们达成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框架非常的重要，其他的关键性问题也包括金融方面的支持、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发展中国家要在实现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

　　主席先生，在19世纪人类学会了大规模的生产，20世纪世界学会了大规模的消费，在21世纪我们必须学会在大范围实现可持续性，在所有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中，我们都能发现他们给全球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最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实现共识，中国也在实现这些共识，包括解决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通过与欧洲的合作，我们双方能够达成新的关系，并且共同促进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