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炜:中小企业不转型要死 转型快了马上死

　　国际商报：我们的采访发现，中小企业描述现在的情况要比金融危机期间更糟，尤其是缺钱，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史炜：中小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缺乏资金保障，这是我国中小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中小企业缺资金，一方面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收紧银根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中小企业自身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期。优胜劣汰，不适合产业发展，产品和管理落后的小企业首先就表现在生存环境的恶化。其中，资金不足是首要表现。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主要是对零售业务贷款，以保证其购销资金，零售性的贷款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现在很多媒体将中小企业因结构调整引发的“劣汰”报道成生产性资金不足，是片面的。目前确实存在企业拿到订单后没有钱生产，但这不是信贷问题，而是发展规模快于资本供应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今天有，2008年以前就已经存在，所以今天浙闽粤地区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是老问题了。

　　事实上，今年国家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量增加了23%，按理说是不应该出现贷款难的，但为什么出现了呢？就是因为中小企业的数量增长速度远远大于信贷增速，因而僧多粥少。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其实不是由国家的货币紧缩政策引起的，因为很多企业过去就是土生土长，没有得到过政府财政支持。

　　不可否认，由于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等因素倒闭的企业确实存在，但是数量极少。这些企业倒闭的原因是由于产销不对路、技术等级落后、前期投资过剩，或者前期用在投机领域的钱过多。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从当年的8.24比1降到现在6.48，从表面看，中小外贸企业的利润为10%，如果按照汇率降速来算的话，这些企业早就应该全倒闭了，但是实际上没倒闭，这是与企业的调整与转型密切相关的。

　　即使没有此轮的紧缩性政策，浙江的中小企业也会出问题，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落后。在沿海的几个省份中，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转型是最晚的。珠三角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把高能耗的、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周边地区迁，像深圳、惠州、江门、顺德、中山这种核心地带基本上只剩下以电子工业、半导体、软件外包、通讯产品的配套、原子器件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这个转型在5、6年前就已经完成。

　　国际商报：提早转型升级对珠三角的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

　　史炜：你会发现，珠三角的企业资产上亿元的很少，大部分是五六千万元，论规模比浙江的企业小得多，但利润率却远远高于后者。因为与浙江企业相比，珠三角的产业渠道虽然也是出口，但不是像前者那样直接出口产品，其中有大部分是为华为、中兴及其他在深圳的特大型企业做配套，通过这些大企业，每年能达到上百亿美元的出口额。所以，珠三角整个产业链和技术链是非常完整和清晰的，城市污染也很低，附加值非常高。

　　珠三角还有一个“反弹琵琶”现象，即原来珠三角的出口对象是港澳台地区，但靠市场的自组织和优势聚集作用，现在港澳台反倒是依附于深圳而发展的，深圳自然成为珠三角的磁力中心了。从经济角度讲，广州、香港、澳门是深圳的核心产业圈，这种变化是市场演进的力量，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营经济推进的。

　　国际商报：浙江民营企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史炜：家族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性因素，这一模式已经成为鸡肋。

　　浙江企业起步阶段的经营方式多不正规，从成立集贸中心、建立商贸批发集散地，然后利用原始积累的资金开始建立前店后厂的加工厂，之后又建立中小型企业，通过外向型经济做成中型甚至是大型企业。在金融危机、汇率、配额和反倾销的牵制下又出现利润急剧下降的问题。于是，在传统制造业利润萎缩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进入资本市场炒房炒煤，而当这些投资行为都失败以后，现在浙江经济就开始关注转型和创新。但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并没有解决家族经济的弊端。

　　家族经济的弊端表现为“四个排斥”：第一，对外部技术和人才的排斥；第二，对外部资产进入的排斥；第三，对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融合的排斥；第四，对先进管理方式的排斥。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到今天为止，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特大型的央企在中国各省落户，但在浙江一家没有；中国特大高科技型民企也只有阿里巴巴一家在浙江落户；新技术型的企业除了日落西山的UT斯达康以外，在浙江也是一家没有。所以，这个问题不突破的话，浙江在沿海的排位会越来越靠后。

　　国际商报：那么在您看来，在各项成本急剧上升的背景下，浙江中小企业到底会不会死？

　　史炜：事实上我们发现，宁波、温州、台州、义乌、绍兴等区域，中小企业死亡的速度和诞生的速度是一样的。表面上看一些中小企业倒闭了，为什么倒闭了？我得到的数据是10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90%的企业前段时间都参与房地产了，现在是90%的小企业都做私募了。但是现在来看，大部分都失败了。为什么呢？他们对资本市场的工具非常不熟悉，对金融衍生品不熟悉，对做私募的基本素质和要求不熟悉，对未来怎么样的产业能够走向IPO不熟悉。他们只认一个道理：我有钱，我做私募就为了上市赚钱，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现在浙江企业也开始反思了，他们也开始将制造业部分转移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比如温州纺织业90%已经外迁了，这个就说明一个重要问题：温州的企业在转型上是厚积薄发的，这是令我非常吃惊的。因为此前我对浙江企业的定义是家族式企业的穷途末路和发展方式的黔驴技穷，但是到了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去年年末到现在，他们采取了全新的转型升级模式，把劳动密集型、高耗能企业转移到内地，把内地作为生产基地。

　　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心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一个企业倒下了，不会向政府要钱、诉苦，他会重新再做一条产业，这是内地一些省份的企业不具备的。所以，国家一定要相信浙江中小企业的再生能力。政府不要去当“救火队”，越救火越大。

　　中小民营企业的出路在哪？

　　国际商报：您之前几次都强调市场的力量和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那么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又是什么？

　　史炜：我国中小企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政府就没有管他。所以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也希望政府不要管他。中小企业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这双闲不住的手干预得越多，中小企业就越没有出路。

　　以融资为例，如果央行对商业银行不干预的话，商业银行会主动根据企业的收益放贷。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紧缩政策是“一刀切”，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发期票，然后国家通过发债严格控制货币流通量，这样商业银行本身的资本就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目前总共可动用资本70多万亿元，这几年也没什么变化，财政还有8万亿（两个4万亿）投到重点领域，迫使商业银行不敢对中小企业放贷，所以把银行正常的信贷行为打乱了。

　　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也不要去做救世主，政府对中小企业只能唱一首歌，那就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想使中国的中小企业得到发展，只有靠市场和中小企业自己，政府要相信中小企业的力量。

　　国际商报：那么，政府需要做的是什么？

　　史炜：以浙江为例，第一，在中国目前改革大的背景环境下，浙江的“十二五”规划要重新调整。目前浙江的“十二五”规划包括各地市县的规划就是一个标准文本，很空泛，并没有考虑整个浙江区域性的产业、市场、技术、资源配置的特点。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看到，浙江经济的产业转型将可能引发东部沿海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反流。因为现在很多工人都宁可回四川拿1000元，也不去温州拿2000元，为什么？劳动力禀赋的资源是有红利的他们在自己家乡的土地、对亲人的照顾，相当于一个月1000元，那我为什么要到温州去呢？

　　浙江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劳资关系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国家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资双方以工资为目标的博弈，这种博弈带来的是市场化的高速发展。今年春节后，大量民工又回到浙江，但他就不回工厂里边，最后把工厂逼的就只好给工人涨工资。当工人完成正月的工作量后，老板在没有更多订单的前提下很快就会下降工资，但工人会要求在食宿、“三险”上给其保证。所以，我们政府一定要看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关系正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变化，你不要去搞什么劳动力中介，否则会扰乱企业的正常发展方式。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我给某地中国移动的劳动力中介热线打过电话，称自己要在那边找一份瓦工工作，月薪1200元，劳动部门当时许诺得特别好，但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这就是形象工程。国家为这些“面子工程”投入了上千万，还不如把当地的劳动环境搞好点。

　　因此，浙江民营经济要走出瓶颈，获得厚积薄发的发展机遇的时候，政府需要做的是要通过有效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来优化当地的市场环境，要将改善社会总体的福利，包括个人的福利、公共设施的福利、交通设施的福利和文化建设的福利作为国家调控的基本内容。政府还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国家级、省级重大战略型产业和工程的投资，而不是撒芝麻。比如涉及高新技术的、整体产业转型的投资，政府应该介入；政府也要通过税种安排有效地减少税种，提高有效税收。

　　另外，浙江对存量资源的管理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现在浙江的工业用地每亩的价钱已经达到500万~800万元了，也就是说，整个浙江的资源和资产价格已经到了泡沫状态。这么高的价格必然限制新的经济要素的介入，所以国家要通过有效的法律来压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而对于货币政策调节的领域，政府不要乱插手。所谓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现在已变成“政府干预，企业唱不出戏”。我们要做的其实应该是“市场搭台，企业支持，市场唱戏”。

　　总之，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会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都当做意识形态问题来解决，否则我们就把经济问题当作了政治问题。而一旦如此，所有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都将成为无解的答案，最后导致的只能是更加强大的干预和对市场本身规则的严重破坏。一定要坚信这样一个原则：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推动，国家这只闲不住的手要做他该做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就有希望。

　　怎么转型？如何升级？

　　国际商报：我们知道，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本身就是一个转型升级的过程，要想实现这个过程，我们企业应该怎么做？

　　史炜：我们前面所说的缺钱其实仅仅是表面问题，我国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转型难。我们过去都说中国的企业不要做温水里的青蛙，其实这是一个狭隘的判断。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在开水里，它是受刺激了（创新），但很可能进去就烫死了。温水中的青蛙理论上可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死掉了，但它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温水环境，不但不会死亡，还可能创造新的生存手段。所以说，转型虽然是目标，但是转型的手段一定是多样化的，我认为90%的企业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快速转型。

　　企业不转型是要死的，但是转型太快马上就死。对传统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来讲，经过原始积累阶段但缺乏现代公司运作知识的企业家们来讲，创新就好像是叶公好龙。要想转型必须具备各种基本条件：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模式、新的治理结构和企业家的思想发生实质性变化。

　　比如，我最近在讲课的时候做过一个效果很好的实验：我曾问这些亿万资产级的企业家，在IT行业有一条“摩尔定律”（即计算技术每18个月增长一倍），我说你们不是都想创新吗，那么你能想到什么？大部分学员只是说生产效率、附加值、收入提高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的工业思想。实际上，摩尔定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产业链的发散。虽然摩尔定律是IT业的技术规律，但是IT技术的价值体现在我们工业的整个流程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谈转型的时候，很多企业家的思想还是停留在采购、生产、加工、组织、销售、回收资金这样一个工业化经济思路下。可以肯定地讲，现在谈中小企业的转型不是给政策的问题，你给企业4万亿的投资它也转不过来，所以企业的转型需要我刚才说的5个基本条件之后才能谈。

　　国际商报：但企业目前有能力和资本去运作这5个条件吗？

　　史炜：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也是有能力突破这5个条件的，我在给浙江企业总裁班讲课的时候，每个班都筹集了30亿~50亿元的发展基金，这些基金已经开始与相关机构合作，到山东、四川、湖北做实业投资。中小企业的转型，特别是引进技术，不一定非要去做IT，做通讯，做高技术产业，其实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传统制造业走向新型制造业。但传统产业的转型不应是对旧产业的革命，而应是稳定存量并逐渐优化存量，在新兴产业上下功夫，新兴产业作为新的增量，可谋求其高开高走，力争紧跟甚至超越国际市场步伐。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加以引导，要做智力投资，包括请技术专家、财务专家、经济专家、律师等。企业建立一套有效的契约制度是要靠这些专家的，而不是政府。（史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市场与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