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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蛮子:浮生若梦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薛芳
2011年08月15日11:02

  “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2011年5月28日,拍摄于北京薛蛮子家中露台(姜晓明)
2011年5月28日,拍摄于北京薛蛮子家中露台(姜晓明)

 

2011年5月28日早晨,北京薛蛮子家中,他浏览过当日报纸后看儿子练钢琴,一旁的小狗“巧克力”不时伴着琴声“引亢高歌”(姜晓明)
2011年5月28日早晨,北京薛蛮子家中,他浏览过当日报纸后看儿子练钢琴,一旁的小狗“巧克力”不时伴着琴声“引亢高歌”(姜晓明)
儿时的薛蛮子与父母合影
儿时的薛蛮子与父母合影

  此刻, 令薛蛮子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多陪陪父母,婚后,陪老婆孩子的时间也极少”。当然,这种感慨源于一种突然的、猝不及防的变故——5月20日,他被诊断出得了直肠癌。

  他做出了改变,6月2日的早上,他送一对小儿女去上学,回国3年了,这是他第一次送孩子们上学;前一天的儿童节,他教女儿学自行车,已不能全程跟着跑了;和儿子打拳击、棒球、高尔夫。

  6月6日,他第二次出现在光明桥南的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一场不知道是喜是忧的手术。他调侃说,他今年芳龄58岁,在他记忆中,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小手术曾住过3天儿童医院,16岁急性肺炎在乌拉特前旗医院住过一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唯一的遗憾是家人不在一起,小儿女不在膝下。他安慰自己说:以前出差也不带家人,就当自己出公差一周好了。

  在过往的58年岁月中,薛蛮子的最知名身份,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曾投资UT斯达康、8848、蔡文胜和李想。其实他出身显贵境遇非凡,弃学从商乐此不疲。在美国期间,他炒房成为富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内媒体一直避而不见;潜伏30年,直到今年初,为打击拐卖儿童他才在微博挺身而出的。

  想了解这个被癌症所困扰的白头发老头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成他性格的因素太多,而且各不相同。许多人喜欢他,认为他豁达、坚强、理智、公平;许多人不喜欢他,认为他浮夸、玩世不恭、老奸巨猾。

  对待生死,他说自己已释然。“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在薛蛮子看来,人的生命临了时,想的事情一定跟情有关,跟动物的本能有关。这个酷爱历史的老头感慨:“人的生命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沧海一粟。人类是很悲哀的,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在某次投资的时候少占了几个点,少赚了几百万。”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伤。尽管,在对待癌症这个问题上,他比一般人要豁达得多。在查出癌症后一分钟,他就发了一条微博,昭告天下,自己得了癌症。他自嘲说,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他身上。受过高度教育,这么聪明、风趣的一个老头,竟然不知道改去直肠体检,“这个错误实在是不该犯”。随后,他给他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马未都、吴鹰这些混蛋都没做过体检,徐小平、郑渊洁也是”。

  一

  薛蛮子住在朝阳公园对面,他的住所,在一栋楼最顶层的30层。他喜欢坐在窗外的阳台上拍照。在那个阳台上,能看到北京东四环熙熙攘攘的车流。3年前他从纽约搬回北京,由一个过客变成了北京的居住者,他很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茶几上,凌乱地摆着一堆一堆的书籍。

  薛蛮子今年58岁,一头白发,一口京片子, 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他的脸部线条很柔和,眼珠转动得很快。讲话时,每隔一分钟加入一个或多个北京俚语(如你丫、他妈的、傻逼之类的)以及英文单词。初次见面的人,很容易对他形成一种印象,这是个诙谐、幽默的老头。

  薛蛮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天使投资人”,在圈子里,他极受尊重。但在电影《大腕》中被调侃为“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这个群体中,薛蛮子是另类的。他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在秀水买,全身上下没有超过200块的。对他来说,花一万块钱买一件衣服是件特傻的事。出门从来不坐头等舱。袜子经常有窟窿,很怕和朋友去吃日本馆子,因为一脱鞋就暴露了。

  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少有的一项特质——不口是心非,用薛蛮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装孙子。他的好朋友马未都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蛮子请客时你千万别装孙子少吃并积极抢付饭钱,如这样的话,蛮子一定不推不脱让你替他付费,然后得意地发问: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都抢着付钱?”这么多年,薛蛮子和投行人吃饭绝对不付钱,但又从来不让投资对象“掏钱”。

  近二十多年来,薛蛮子的身份一直是天使投资人,他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秃鹰”。国内媒体上不乏这种“秃鹰”形象,他们在中国媒体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要么被“神话”,要么被“鄙夷”。

  薛蛮子跳出了这个窠臼。当年在UT斯达康,薛蛮子25万美金的投资几年后获得了1.25亿美元的回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后,他对钱没了感觉。但他依然头脑清醒。当年UT斯达康声势煊赫,却没人听说过薛蛮子,原因是他从不见国内媒体,但西方媒体可以见。理由是,“因为我要在美国买卖股票,要在美国银行借钱。当时在中国没有融钱的机会,钱都是洋人给的。在中国出名儿都是Liability(负债),一旦出名儿,中国人的嫉妒心,中国人的是非,中国人的啰嗦,我他妈的深恶痛绝。”

  他是一名低调神秘的天使投资人,多年来一直不见国内媒体,但微博打拐这事却改变了他多年来的这个习惯。2011年2月2日,一份“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倡议人名叫薛蛮子。这份倡议书是薛蛮子带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时写的,浩如烟海的微博信息中,薛蛮子每天都能看到父母为救被拐卖孩子写的求救信,博友转发如云,但求救之声,却石沉大海。

  在每天都不缺热点的网络世界,薛蛮子的这份倡议书很快成了热点。当然,薛蛮子的行为也让一些好友大跌眼镜,老朋友艾未未对他说:“你丫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被称为“商人公民”的王功权也表示惊讶:“我从来认为你丫是明哲保身的油子,不知道你会挺身出来干这个事。”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都是因此才与薛蛮子熟悉起来。

  这条微博发表后,被蔡文胜、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韩红等人转发,一顿饭的时间,薛蛮子发现,“打拐”已经成为一百多万人议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看来,这个事非做不可,但他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2010年9月8日,薛蛮子开始写微博,他关注时事、腐败、公民社会、历史的真伪,但与艾未未不同,薛蛮子知道界限在哪里。

  打拐的薛蛮子比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薛蛮子更有影响力。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从10万人变成了六十多万。薛蛮子是一个勤奋的博主,博友给他留言:由于你占满了我的整个屏幕,不得已,我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他诙谐地回复一句,“我年岁已大,改不了。”他也很性情,他告诉自己的第十万个粉丝,“你来北京,必来看我。我到海南,定来找你。为了缘分。”

  当然,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商人的薛蛮子的行为路径,甚至怀有质疑。

  深为薛蛮子欣赏的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在微博上谈起了这件事,说:“前一阵老薛呼吁打拐,很多人问我,你和薛蛮子熟,他一个商人呼吁打拐有什么别的(利益)目的?我说为啥要有目的呢?说时机倒是有,老薛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他对拐卖儿童以及乞讨儿童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加上微博这个特别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所以就有了打拐。总结:小事看目的,大事其实是看内心和感觉。”

  当然,这是薛蛮子在网络上第一次面临人数众多的质疑,3个月后,他就迎来了第二次质疑。2011年的5月份,薛蛮子患癌症和王功权的私奔,被称为网络上的两件大事。王功权的微博是被口水淹了,而在薛蛮子的微博上,又有一部分人对他再次质疑,认为老头是在拿癌症炒作。

  在薛蛮子的家中,他谈着自己查出癌症后的心理反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医院查错了;第二反应是自己很倒霉;第三反应就是求神拜佛。而薛蛮子在医生告诉他这个事实后,出门就发了一条微博。

  说话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来者是i美股网站的创始人方三文,他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篮。薛蛮子调侃着来看他的年轻人:“看,又来了一个送花圈的。”本来是个怎么看都悲悲戚戚的场面,被薛蛮子这么一调侃,氛围就活跃了起来。癌症并没有击垮他,他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喝着鲜榨的蔬果汁,每天去锻炼身体。

  二

  薛蛮子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他说,在十多岁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他不像同时代的很多人,沉浸在一元论的世界中,习惯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他的父亲薛子正是四川人,早年投身革命,1920年代留学俄国,解放初期做过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薛蛮子家住在头发胡同里,在他的记忆中,吴晗总是来他家打麻将。那时候的吴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小丛书的总编辑,他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送给薛蛮子一本,每本2毛钱。在少年的薛蛮子看来,这是极其高尚的事情,中国大历史学家懂给他书,尽管有一半他看不懂。但这培养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同学称为小吴晗。

  13岁时,薛蛮子官宦子弟的贵公子生涯被终结: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忽然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一位少年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那会满脑子都是整个国家的前途。他脑子中充斥着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发刊词,中国往何处去,是那时候的薛蛮子最关心的话题。

  薛蛮子跟他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但因为吃不了苦,做了逃兵。15岁那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呆了两年,欠了公社一百多块钱,还摔断了胳膊。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去找名人聊天,全是在“文革”期间失势的人,比如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的“过气人物” 。

  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和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一起学习英语,他每个周三都出现在陈占祥的家中,骑个小自行车,晚上7点到,11点走。让薛蛮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小的蜂窝煤炉子,一小杯浓浓的英国咖啡,有时候是红茶,放两块糖,或者有两块饼干,或者桃酥。在那个非常荒乱的年代,想起那些个周三的晚上,薛蛮子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他们聊世界文化史、英国文学史,聊英文怎样学。在陈占祥那里,薛蛮子结识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人,如《红楼梦》的翻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除了陈占祥,薛蛮子学英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另外一个人是萧乾(记者兼作家,《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那会萧乾正在翻译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薛蛮子也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义工,研究所的所长是何其芳。薛蛮子每天的工作是把《纽约时报》上每周的书评做档案,那个时期,他几乎认识了北京所有的翻译家,当时最有名的是冯至、卞之琳,还有研究法国文学的柳鸣九等。

  薛蛮子的法文教师名单也不逊色:李健吾(《包法利夫人》译者),陈敬容(《巴黎圣母院》译者),叶君健(《安徒生童话》译者),华揽洪(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设计师,其父华南圭,与詹天佑齐名)。他真正的法文教师是华揽洪。尽管后来放弃了法文,他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地接触到了《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法国现代文学杰作。学习英文1年后,薛蛮子开始尝试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他能够看到《教父》、《爱情故事》等美国最新小说。

  1978年高考恢复,对于25岁的薛蛮子来说,需要做一个重大决定。虽然“文革”10年,学业荒芜但只有初中一年学历的薛蛮子却决定考研究生。他分析过,研究生不考数理化,而他的竞争对手——那些老大学生,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都志在必得。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生考试虽然不用考数理化,但竞争对手会更强。“我的竞争对手都是68、69、70年下放到农村的老大学生。这些人为了回到城里取得一个城市户口,杀人的心都有!”

  薛蛮子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优势,“首先我报考的这个专业必须是新设立的,要是以前有的,我肯定玩不过人家。其次我要考虑自己的强项在哪?之前我喜欢看两种书,一种是中文书,一种是外文书,也就是说喜欢文科,外文也会一点。”他最终选择了“中外关系史”:这个专业既不用考数理化,又是新设的,而且还能发挥薛蛮子那点外文功底。他认为,一同报考的人中,懂中国的未必懂外国,懂外国的未必懂中国。在那次考试中,他出奇制胜。

  薛蛮子研究生考试成绩本专业全国第一,父亲为此很自豪,给了他100元奖金。研究生读了一年,他认识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美国人简慕善,简是美国大使馆美中交流协会的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慕善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他非常欣赏薛蛮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的成绩。因此,他给伯克利加州大学写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推荐信,称薛蛮子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如果不给此辈奖学金,将是“本校永久的遗憾”。

  出国前,薛蛮子神采飞扬地对同伴说,我蛮子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能摘得下来。薛蛮子兴冲冲地赶往美国的这一年,24岁的诗人顾城在《星星》上发表了成名作《一代人》,诗仅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年,刘少奇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也是这一年,薛蛮子的父亲辞世了。

  1980年5月21日,薛蛮子记得异常清楚。伯克利给了他每年2万美元的奖学金。身上只带着500美元的他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去要奖学金,被校方告知9月份才能领取。不得已,薛蛮子只能勤工俭学,他在伯克利的校刊上看到了一个机会,聘请懂汉语拼音的翻译。薛蛮子暗自窃喜,就乐颠颠地跑去应聘,敲开门,出来的是一高一矮两个人,矮个的叫孙正义,高个的叫陆弘亮。他们提供的工资是每小时7美元。

  那时,与薛蛮子一起为孙正义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伯克利读书的戏剧博士,叫赖声川。孙正义发明了一种日常用语自动翻译机,包含32种语言。孙刚从伯克利经济学院毕业,即将回到日本创办让他名震世界的软银。回到日本后,孙正义就把机器卖给了夏普公司,价格是100万美元。

  薛蛮子从孙正义那里挣得的这7000美金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他用其中2000美元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他想到了父亲,一个七级干部,算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了吧,可买不了一辆汽车,那时候只有毛主席、部长们才有汽车。薛蛮子的妈妈,是一个十三级干部,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猖狂啊,”薛自我评价说。此后的人生,只有两次金钱确实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第二次是赚了100万美金,他在心里调侃自个,“老子怎么可以挣100万美金哪?”第三次是UT斯达康上市,他赚了1亿美金。此后,他就变得麻木了,最后金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不得不承认,那7000美金对薛蛮子的冲击是巨大的。此外,在伯克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上课的时候,学生把脚丫子放在课桌上,教师穿着拖鞋、穿着大背心,在这里,薛蛮子感受到的是一种百无禁忌。此后,薛蛮子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他改换了自己的专业,修读中美现代经济关系史。薛蛮子并没有读完伯克利的课程,原因是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的一份工作申请被接受,年薪3.5万美金,他卖掉汽车就冲到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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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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