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石璐
8月2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行的“2011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中外银行家纷纷聚焦涉及全球金融危机的种种救市举措。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钢先生认为，美国经历的两次经济危机都与缺乏金融监管和过度发展有关，而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表示，QE（量化宽松）政策其实起不到救市作用。两位经济界的知名学者的共同点则是中国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如何对待湍急难测的“钱流”。
谨慎监管更利中国
“全球金融业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经历了一次去监管化的过程。”樊钢认为，20年去监管化进程是这次大危机的一个重要症结。“市场发毛了，因为缺乏监管。现在又重新将监管重视起来。”但他认为，与美国过度自由化、缺乏监管不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过去避免了危机，比较谨慎，风险也小，但问题是金融压抑，发展落后，因此中国的问题更多在于加强金融创新。
“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监管当局比较谨慎，宁愿少点效率，但可减少风险。这种态度有利于避免过度发展。”樊钢认为，不仅中国，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应更偏于谨慎，“现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通胀警戒线是4%。发达国家则是3%，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其实风险很大，因一旦美国热钱流入，对其冲击是相当大的。所以这条通胀线应定的再低一些。”
至于金融监管应采用何种方式，樊钢更趋向于分业经营，“但应在分业监管的同时，统一协调。现在如果还是设置几个平级的监管部门，就有点过时了，最好将它们统一起来，并加强相互间的协调，这样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同时防范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樊钢认为，现在已到了思考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时候。
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外资流入
而在美国执行低息及量宽政策的情况下，中国为抑制通胀而加息所产生的利差，加之人民币所谓的升值预期都导致外资不断流入。樊钢认为，这其实不仅是中国面对的问题，更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问题，因它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冲击。“要不要再通过加息抑通胀、收紧银根？这一问题应引起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重视。”
而在强势美元的现实条件下，樊钢认为，中国目前亟需调整的并非汇率，而是汇率管理体制。“要允许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从而减少汇率压力。现在中国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经常账户，而是外资流入。”
美联储是危机祸根 QE无成功范本
而就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许小年直言：“根源在于货币政策，这是美联储的问题。”他认为，美联储实行的超低利率政策加之过多的货币供应扰乱了金融市场，而如何管控美联储不滥发钱，是解决危机的关键。
许小年不认为美国执行的QE（量化宽松）会起到救市作用，“QE1和QE2都没效果，所以才要推出QE3，而QE在日本执行了十几年，包括低息政策，这些都是日本跟美国学的，但日本经济仍是一蹶不振。其实QE在世界上没有成功范本，美国人无非是想通过QE制造全球通胀并使美元贬值，但它根本没法帮助美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靠发票子就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世界上恐怕就没什么经济问题了。”
欧元区有挽救余地不过许小年并不看空欧元区发展前景，“只要欧盟从货币联盟进一步走向财政联盟，就有存活下来的希望。而建立财政联盟、并将控制财政赤字写入欧元区宪法，便是解决欧债问题的根本。”
制约地方政府是解决地方债关键
谈到中国的地方债问题，许小年直言不讳“很严重”，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与美债不同，有很多隐性负债，“算上这些隐性负债，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会达到60-70%。若再靠发债来解决债务问题，也不过是饮鸩止渴。而中国债务问题何时爆发取决于什么时揭开这个盖子！”
他认为解决之道就是控制地方发债规模，“要制约地方政府乱花钱的冲动，目前我国尚无这方面的制约机制，所以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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