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14日-16日在中国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在“新的增长等式：从更少获得更多”主题论坛上表示，新型的国企和老的国企已经脱胎换骨，不管从经营体制还是内部机制上，都和民营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别，银行要规避风险，给大企业贷款更保险一些。越是大企业越能够得到贷款，它的发展速度越快，越是中小企业，由于信用等级不够，越不容易得到贷款，它发展就比较缓慢。因此给大家一个错觉，一个印象是国进民退。
以下是于汝民发言摘要：
主持人：你怎么能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差异？
于汝民：在几个月之前，大家都信心鼓舞，说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复苏，最近几天，大家谈论的话题是世界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首先来讲，世界上几大经济体分别都出现了自己的问题，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出现了国债的信用等级的下调。实质上来讲，也是一个债务危机。如果不提高上限，就违约了。再有欧洲的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差不多20年来是属于比较低迷的状况，这次又受了海啸地震、核辐射的影响，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中国、印度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通胀的压力很大。刚才提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债务的问题，实质来讲这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前些年大家都鼓吹美国的发展方式是以消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自己花别人的钱，今天花明天的钱，实际证明撑不住了，欧洲的债务问题也是这样，你这些在欧洲相对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大量的赤字，现在就要靠欧洲的发达国家进行救援，甚至也希望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不管救援也好，还是什么措施也好，如果这种经济模式不得到改变，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特别是欧元面临的很大的危机，如果像希腊、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债务危机再进一步发展，总靠德国、法国去救援，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会如何想这个问题，就面临着欧元的解体问题。到目前为止，在历史上也出现过非主权的货币，没有一个成功的，欧元这次能不能挺过去，这是很大的考验。
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通胀的压力。实际上中国通胀的压力来自于这些年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它更深层次的问题实质上来讲还是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制约中国今后长期发展的是资源和环境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发达国家接受的教训，就是不能够再走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路。我们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可能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经济刺激的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政策一定不能和我们的长期目标相背离，如果和长期目标相背离，就是今天解决的经济危机的问题给明天留下更大的隐患，比如说中国本来资源能源就是非常短缺了，如果再用发展小汽车来刺激经济发展，带领经济发展，我们很可能在几年、十几年以后，这个局面不可收拾。我们现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大概去年是52%，我们的铁矿石依存度已经超过70%，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既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又要考虑长期的发展目标，不能和长期的发展目标相违背。中国政府是非常明智的，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调整经济结构，这样可以使中国的经济避免走发达国家出现的这些问题。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具体的政策，来渡过眼前的困难。同时全球要同舟共济，共同渡过当前的困难。
主持人：你刚才提的是中国的“十二五”规划，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市场经济跟规划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于汝民：中国已经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了，原来我们在十一五之前叫计划，十一五之后叫规划，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做了一些调整，计划是要实现的，要兑现的。规划是一个指导性的，也有些硬的约束指标，比如节能减排属于硬的约束指标。但是更多的是属于导向性的，是指导性的。因此它和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违背的。市场主要是靠市场进行调节，但是国家宏观上总要提出一个指导的原则，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这正是中国经济的优势，刚才提到了关于政治体制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可以从很长远的时间里，规划中国未来的发展，因为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可以想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发展，现在西方的国家，都是两党，下个五年、下个十年到底谁执政，没有办法想下一个东西。这个话题比较远了一点。
我们制定这样五年的规划，和我们市场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一点不违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这里也涉及到一些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评价问题。他们如果有企业在中国的话，他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你像美国号称是世界的市场经济的榜样，但是他很多领域不允许别人进去，中国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是受到很多的阻碍。但是你看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受到什么阻碍了？不但不受到阻碍，还受到欢迎，还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因此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市场经济国家了。
主持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你怎么看的？
于汝民：现在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在历史上，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个国退民进的问题，也就是说在90年代的中期，我们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大量的中小国有企业基本国有资本都退出了，使大量的民营资本进入了这些领域。这些年我们的国有企业由于进行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它有了一个很快的发展，确实国有企业经过90年代的改造，我们称之为新型的国企，新型的国企和老的国企已经脱胎换骨，不管从经营体制还是内部机制上，都和民营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别。特别是和跨国公司没有太大的差别，当然我们还在力求进一步地进行改革。
之所以现在大家提出来有国进民退的议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企由于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它发展非常快，给人感觉它进了。实际上民没有退，民在所有领域没有退出，但是大家为什么感觉到民退呢？所谓中小企业贷款难，中小企业贷款难不但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也存在。银行都是要规避风险的，显然给大企业贷款，更保险一些。因此它希望给大企业进行贷款，扶持大企业，越是大企业越能够得到贷款，它的发展速度越快，越是中小企业，由于信用等级不够，越不容易得到贷款，它发展就比较缓慢。因此给大家一个错觉，一个印象是国进民退。
我认为在中国事实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而且我们国家现在制定政策，对于一些基础建设的领域，也让民营企业敞开。在这个领域里应该是民企在进，而不是在退。当然我们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要制定一些政策，要建立一些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使民营企业更快地于是。这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国家也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实没有国进民退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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