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出席嘉宾：Anu Acharya，印度Ocimum Biosolution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Mark Bertolini，美国安泰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Jason Pontin，美国贝尔实验室总裁；刘天文，中国软通动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Jason Pontin，美国《技术评论》杂
主持人Jason Pontin：今天我们在大连这个论坛，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资源分配，还是长寿的诀窍，多多少少这些解决方案都涉及到科学技术的作用，今天要问大家几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把科学更有效应用在资源配置，医疗保健和长寿方面，今天不详细介绍几位嘉宾了。让他们介绍自己，他们来自哪里，再讲一讲他们觉得科学技术创新或者发展为增长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下午好，我叫金钟勋，是来自韩国科学技术高级学院的院长，我也是荣誉教授。我自己的背景就是理工和科学技术的背景，我们是应对要处理的是总是正确对人类有益的产品或者生化技术对人类带来危害的产品。
Mark Bertolini：我们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和医疗保险公司，我们通过讲科学技术如何为人们的医疗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医疗的支出不光在美国，在全球GDP支出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在医疗保健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公司来说尤其重要。我们的收入达部分来自服务，我们在过去四年中，我们的收入达到十亿美元的规模，所以我们更关注如何通过技术来降低我们的成本。
Anu Acharya：我们是印度Ocimum Biosolutions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我们首先关注如何把生化的技术，比如说数据的管理，还有基因的数据信息的传输为公司服务，我们运用这些来做研究，提供相应的数据服务，政府很理解我们公司，机构投资，我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探讨。
金钟勋：我来自阿尔卡特战略部实验室总裁和贝尔实验室总裁。我们先从硬件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变革和革命，使得人们今天远程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硬件为基础的，软件为基础的，应用软件为基础的或者其他新的创新，为我们提供产品。我们通过计算机科学，还有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创新，来拓展我们的业务，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来创造，而不光是产生社会影响，这是我们实验室关注的角度。
嘉宾：我是来自风险基金的公司，我们关注的是技术行业的投资，我们创业的时候是1987年，今天我是资深的企业家，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看到很多的公司都是基于技术创新或者技术的突破产品，来建立新企业的。尤其是如何把技术的创新从实验室最后转到市场上，被人们接受的产品，这是很有意思的过程。尤其是今天早上也讲过一些内容，对论坛来说，每个问题的应对都需要创新，都需要技术来寻求解决方案，所以当我们说创新的时候，全球解决方案的时候，未来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去不断需要搜索引擎寻求未来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来做这方面的科技创新，这是我们今天全球所需要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谢谢。今天我们首先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制造行业的创新或者技术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金钟勋：尤其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关注科学技术的创新，为能够带来技术革命，使得制造行业能够享有优势，创造就业。在美国是不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够为制造行业带来新的生机呢？从我个人来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的转型的过程，如何改善生产制造行业流程中的效率，这个效率的竞争现在越来越激烈了，如何应用机器，如何应用设备，设备如何提高职能，这需要人才，需要操作人员提升他们的技能。这种科学技术更新的步骤让美国人，让我们觉得越来越激烈。
主持人Jason Pontin：看起来并不是所有各个方面的增长都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讲到医疗保健，现在医疗保健的趋势让人们感到震惊，越来越快。医疗保健的标准也是不断调整，所以科学技术能够为医疗保健行业提供新的机遇，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或者降低成本的曲线呢？在西方医疗保健的成本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能不能满足普通人的需求。
Mark Bertolini：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临床领域，很多新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都为医疗保健的服务，加大了成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用合适的技术，围合式的人群提供适当的服务呢？什么时候人们应该享有这样的服务，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这样的产品，在有效性方面，我们是不是有好的技术战略去找寻，什么样是合适的市场份额，市场人群，去寻找这样的产品。在欧洲已经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在哪里有更多的能力建设，提供更多的医疗保健服务。在中国和印度可以更好使用我们富余的能力，为这些人服务。
Anu Acharya：在印度，印度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资源渠道，来得到医疗保健，举个例子，有的时候创新的或者跳出传统的方式去想，我们会接受来做医疗的诊断，如果你第一次听到，可以使用别的偿付方式。在印度想要改善医疗保健，要去进行创新性的思维，还有使用医疗保健其他的行业技术，比如说通信技术，电信技术和其他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医疗保健行业服务的质量，更多还是跳出盒子，更创新性的思维，不要墨守成规。我们需要低成本的，大数量的，大规模的医疗保健服务。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还想再问问能源方面的问题，问在座所有嘉宾一个问题，Afeyan能不能介绍一下逐个你们公司的作用。
Afeyan：我们这个公司只有四年的历史，这个公司首先不是依赖产品的创新技术，而是为了解决某一类的问题所产生的。当时考虑到生物原料，我们当时采取措的原料，有的产品不能够为燃料的供应链提供辅助性的产品或者不能够互补，所以现在提供的生物燃料完全是汽车可以使用的，而且生产制造这种燃料，不应该依赖农产品，不应该依赖农作物，用其他的燃料生产。我们用碳，做这种产品，碳从二氧化碳替代出来的，不管从什么样的方式得到碳，都是与二氧化碳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做的是开发技术，使二氧化碳投入，太阳能作为能源的投入，产出的碳氢化的燃料，这需要创新、技术的发展，还有工程技术方面的管理和调整，以及太阳能技术的利用。我们称作是太阳能的转换器，把它转换成液体的能量。
在试点项目上，我们已经证明了，是可以通过运用二氧化碳来提供生产燃料的，并且生产柴油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这已经是通过技术的创新，实现了新产品。这能够为实现应对经济发展方面的新需求，比如说氢炭或者碳氢产品，在这个领域都是渐渐型的，一步一步的发展，才取得这些成就。我们研究这些技术的时候，你们觉得对于小的过程中的小创新，投资是不是充满了风险？
Afeyan：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在过去25年中，一直在做这类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尤其是宏观经济，直接决定我们在工作中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在业务创新中，什么样是业务创新的模式，比如在实验室或者大的实验室，他们是不是能够承担商业化的技术创新和研究工作。如果经济特别好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赚钱，没有人关心是不是应该投资技术，来去创新。经济太差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自保，忙着保命，也没有人愿意出钱大量进行科技创新。只有在过渡期间，很短暂，很窄的时间里，人们会愿意投资进行研发，所以我很担忧，只有在某些时间点，时间段，人们愿意做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参与很多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工作，我们对营养学，对水方面的创新都采取同样的方式，模式，我们不与他们竞争技术有多新，我们竞争产品有多好。我们不需要说服其他的公司相信这是有市场的，我们就直接生产最终终端用户用的产品，我们并不需要颠覆性的创新，直接制造出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我们运用小的技术制造小的产品。
Mark Bertolini：说到创新，是每个行业都非常难的问题，就我的经验来看，如果要进行创新的话，有的时候要把它进行商业化，并不是非常地容易，比如说采取百花齐放的战略，但是会发现有的创新是可以成果，有的时候没有成果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重点，使它商业化的过程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关注。
金钟勋：你刚才说整个商业化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要关注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实现智能化的发展，比如考虑到能源的问题，不仅考虑到能源的消耗，而且能考虑到能源的运输，能源的分配问题，比如说在我的公司当中，我要涉及到不同的方面，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限制，不仅要涉及到成本的问题，还要涉及到能效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不同的能量都能综合起来，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目前是非常大的潜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要更多的创新，这样的话，可能取得比现在要高几百倍的效率。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好的建筑，能够使得能效得到更多的节约，我们现在不可能一下建这么多节能的建筑，但是可以由一些参考的建筑，这样就可以向人们证实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事情，逐渐地人们会接受新建筑的商业化的过程。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还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讨论会应该是互动性的讨论会，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来问问题。你们问的问题是有关政府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来促进研发和创新。我们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大家研究计划是政府五年计划一部分，而美国情况不一样，有很多的研究都是由政府来自主，是在大学当中进行的。我们在进行政府投资研究的时候，什么样的模式是最有效的模式，政府来投资，如果进行科研的话，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是由上到下，一个是由下到上的，如果是由下到上，必须能够有非常好的预见力，要知道以后技术是需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政府可以制定政策，能够对它进行资助。而科学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去追求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项目，所以我觉得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创新。
Anu Acharya：如果资助科学和资助技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它的情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是非常具体的，要对特定的材料进行研究，而有的是要对未来的技术进行研究，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考虑到研究是一个需要独立的进行研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对科学来进行资助，但是对技术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技术应该更多依据于公司和企业他们自己的创新，而对科学的研究，我们是需要有很多的，大量的资助，而对于科学技术来说，更多的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金钟勋：的确如此，我们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时候，的确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能够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风险，资本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尽管如此，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要起一定的作用，对私营部门来说，这些风险投资，他们有自己所关注的方面，但是政府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创造更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这些学术研究的人员，他们有更好的合作。
Afeyan：我想补充两句，在资助科学研究教育的时候，政府在这里应该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美国政府曾经在大学研究当中有大量资金的投入，但是在经济发生变化情况下，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自己认为政府的确是起一定的作用的。而且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已经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有很大的风险存在，有的一些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已经发现整个研究的商业化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要进一步考虑，要保证它所起的作用。
主持人Jason Pontin：这里想补充几句对于研究结果的商业化的整个过程。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基础设施，能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呢？
Afeyan：目前我们所做的情况跟其他不一样，我们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早，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系统的问题，一个机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选择，还有很多的不断的进化。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在全世界大家都是在考虑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时候，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我觉得技术性的创新在技术性的企业家精神，技术性的企业家在接下来15年，在美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职业，因为我们现在在商业当中存在着特别大的竞争，所以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所面临的是巨大的竞争。这对他们意味着必须学新的东西，必须重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对研究的人，对公司来说都是如此。美国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能够适应这样的状态，人们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再模仿美国现在现在做的事情，必须实现思维上的跃进，这样才有可能。
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提到了关于智能增长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能考虑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在政府当中，政府互相竞争，比如说在武器上，他们互相在竞争敏感的科技，以便能够实现智能增长。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认为的？
Mark Bertolini：实现文明的增长，政府以及我们国家的这些法律还有国家的公司等等，我们需要能够对资源进行更好的管理，我们要在这里了解到像在美国和中国，现在有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双方之间的信任，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对话，以便能够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彼此之间能够进行互信，在这里有很多思想的观念上的问题。
金钟勋：还有一点，如果考虑一下接下来50年，再来讨论一下到2080年的时候，情况会是什么样呢？那个时候技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有可能要有一个更加综合的技术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能够对技术进行管理，而不是用技术来制造武器。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们对技术和科学现在都非常热心，但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立法的人，我们必须要能够对大家说明，我们收到的费用怎么样投入到科学和技术当中。比如我在韩国的机构，拿钱投资到津巴布韦发展科技。
金钟勋：我们现在科学的合作是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能够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人一起合作，来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能够把研究进行转变，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促进共同的发展。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也可能是全球化的，但是你的开发可能在你这个地区进行开发。
主持人Jason Pontin：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听说瑟林卓公司呢？瑟林卓是美国的硅公司，他所做的是电池公司，现在它已经破产了，这个公司从美国政府当中得到很多资助，所以我在这里，想问的政府在科学和技术资助当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尤其在大学当中，会提供很多的资助，在这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再资助他呢？
Anu Acharya：对于大的项目，如果涉及到国家利益，是应该的。比如这个项目规模非常大，会涉及到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是靠政府来自己做自己的研究。政府应该更加关注那些涉及到人们的福祉的项目，这个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他们应该创造基础设施，进一步促进创新的发展。
Mark Bertolini：在我们行业当中，比如说美国也在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进一步的登月计划，美国政府也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美国不同的州当中也在考虑，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新的技术。这里也要考虑一些项目，一些技术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有没有进行进一步商业化的价值。
Afeyan：我也完全同意你说的这些，我觉得政府应该是参与到重大项目当中，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它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的，大家要考虑到有些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依据于人的资源和投资的。即使存在可能性，也要考虑它的竞争性的环境，竞争的情况是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给一个公司提供进行资助的话，有的议员可能完全是不同意的。又比如说在军事当中，有一些无人驾驶的飞机，有的人说，我们进行这样的研究，一下要花很多的钱，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钱花在其他方面，也有人说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保持中立。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人去说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们在这里看到比尔盖茨的基金就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计划，专门治疗疟疾的计划。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也希望能够生产出新的药，而且这个药是专门直接治疗疟疾的。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希望这个药的费用他来支付，这也是方法。
提问：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刚才谈到了通过科学来进行发展，在今天上午科技部的部长也提到中国在科学的机构和大学进行了很多投资，以便进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是我依然发现有一种情况，大学和科研机构所接到的这些投资增长在不断增加，但是好象研究的成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投资和研究的结果之间还是有点脱节的。不同的这些教授他们都在进行他们自己研究的促进和宣传，怎么样才能使投入和结果挂钩？
Afeyan：我们经常在讨论创新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计算机的发明，这个创新所产生的影响，在过去50年当中新的小的公司是有巨大的创新。比如说像微软公司，它们其实都是属于新的小的企业开始的，它们更加能够使得这些新的发明变成真的产品。而对于那些大的公司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它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样跟别的公司来进行合作。所以，在过去几天的讨论当中大家都提到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这样的模式，要进行转换，从学术界我给你的建议是，学术的文化很重要。在美国20年之前大学进行创业的这种起步公司是很少的，比如说MIT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就是以这样的文化而著称。但是近几年来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有好几个比较不错的范例，这些好的公司起了带头作用。你可以看到我们能创业，有几个教授一旦创业做成功了，其它教授就知道如何把他创造的产品去进行商业化。如何进行商业化更好，你需要几个成功的模式，需要让学生们明白犯错没关系，尤其是创业的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错误。只有人们接受这样的文化，接受这样的氛围，人们就会快速的大家结伙或者一起来创业。
Anu Acharya：从印度来讲我们也有你们同样的问题，我们有科学家创造了一些技术发明，但是这些技术很难商业化。一个问题就是对科学家们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也没有很多政策帮助他们走出去。所以，成本就有溢出效应。如何能够有更好的自由化的机制帮助他们进行商业化，进行这样的转变？第二问题就是我们缺少技术转让。技术的营销本来就很困难，技术的转让和交易就更困难。所以，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他们如何能够进行自己的创业，成立自己的起步公司，这也是很困难的。
Mark Bertolini：这其实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我知道很多大学他们有很多技术都锁在自己的大学里，走不出校园，不能够真正应用到市场上。这发生在美国，美国有这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计算机技术甚至都有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医疗保健这个行业有很多实际上都没有用到好的科学技术去运营、管理这个医疗系统。比如我的医生怎么拿到我化验的结果，我的服务保洁人员怎么帮我取回我的干洗衬衫，他们仍然在采取很老的方式做这些工作。
LEE SANG YUP：要有好的激励机制才能够使得人们去更好的利用这样的技术，我的大学几年前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学院就是鼓励教授创立他们的起步公司，创立他们的小企业。所以，这是一种一体化的方式，通过政府的支持，通过政策的支持，通过大学的支持，大学需要提供一个团队或者氛围支持这些教授进行创业。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很重要。
金钟勋：我补充一点，我先前也是创业者，先前也做过教授，我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产业研究是一个问题，我们有非常聪明的高级人才去应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应该总局限于一个小小窄的细分市场上这么一个小问题，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应该至少为整个这个网络或整个这个行业去服务。比如说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实验室在做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的解决这个问题，这叫产业研究，做产业研究选题要很谨慎。我们还要有一个客户互动的界面，不光是技术让它变得成功，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由市场来驱动，由客户提出来。由客户提出这些问题帮助我们指明研究的方向，这更是重要的。
提问：如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做研究，那谁受益？这是一个好问题，比如说治疗疾病的疫苗是由纳税人研究的，他应该免费的提供。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于研发工作提供的资金。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把这些研究商业化了，反而赚到了钱，怎么去平衡这个呢？
Afeyan：我不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会尽力。我想说美国20、30年前已经立法了，大学必须要把他们的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向市场，因为技术不能够总是抓在手里，所以他们就要去督促那些研究的人员来参与，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研究工作，大学和研究院进行分享。
还有刚才说的激励机制，如果你进行创业，实际上是非常不理智的一种行为。因为你知道没有产品，没有市场份额，没有客户，甚至没有资金。在创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竞争优势，你还要去做，那几乎就是不理智的。
如果发现这么多负面的因素，他们就不会去做了，人们就会考虑不去创新，去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创新在美国，人们理解的或者学到的是你要给人们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起点。其实这些问题都起源于原来专利的机制、专利的这些立法的设计，所以这样的激励机制首先要进行调整，才能够鼓励人们做。这是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根据我自己经验的了解，也许我希望有那样一种模式能够激励、鼓励人们去做这些创业的不理智的行为。
金钟勋：比如说像法拉力这样的企业家赚了很多钱，他也交税，政府就拿到这些税收，他回收了这些钱，他的税收收入就能够再分配，这是完全公平的吗？也许不是，但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完全受金钱利益驱动的科学技术的创新者，实际上这些技术创新人士实际上是为了改变世界，比如说改变燃油的种类，为人们提供不同的选择，他们是为了做那些事情。当然随着他们创新的这些产品去进行市场营销。
Afeyan：过去这几年俄罗斯想与MIT合作进行发展，所以我从他们的文化，从他们的学术者看到他们的学术更僵硬，更有问题。纯科学研究的学术人士，有这样一类人群，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鼓励这样的人群，不光你是做法拉力还是这样的企业家，应该要有选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策。
Mark Bertolini：什么是合理公司合营的模式，才能帮助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进行市场营销这样的技术，我并不是说政府提供什么样的结构，首先谁能构建这样好的模式进行研发，谁就是赢家。
LEE SANG YUP：你说得很对，私营公司能够为韩国提供很多技术，韩国三年前就提出进行低碳绿色技术的研发，我们会把GDP的2%投资于绿色技术的研发，这就是一个信息，为私营部门发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先出资了，现在谁参与了呢？政府的研究机构、学术的研究机构、私营公司他们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新想法，如何研发新的交通工具等等，比如交通工具不用去用很大的电池，可以随地就能够充电的这种电瓶车。政府的这种举措就能够鼓励这些人去追寻政府的步骤，去发展绿色经济、绿色技术。所以，你可以看到政府一旦把政策讯息发对了，所有的相关部门，社会群体、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有利润、没利润都会参与进来。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想再提出一个关于研发的问题，研发首先应该关注什么，什么才是研发的重点？刚才大家讲到我们是不是研发上面投入够不够，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研发的资金投入到底够不够？刚才阿尔卡特—朗讯的同事也讲了，他们对研发也有一定的投入，比如在美国投入有多少，比如比尔盖茨每年投入160亿美金研发那些新兴的技术，而我们很多国家甚至政府的投资都不能够跟它媲比，差得很远，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放权鼓励别人去做？
Afeyan：今天这种研发的投资，我们想就环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都那么困难。我们在讲科学技术研发的时候，受益者其实是在未来的几代人，而这些人还没有出生，今天这些人坐在一起投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在讲创造就业，如果有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不是应该鼓励这些人创造工作。
Mark Bertolini：比如美国公私合营的这种模式用在制药业，制药业需要很多药品，而这些药品能够为这些商业部门或者私营部门提供一种导向，能够提供人们真正需要的医疗药品。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们总觉得科学技术总是完全一种公共的产品，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并不是普及的，不是大家都能共享的产品。比如各国政府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是相互保护的，不能完全相互分享的。我想问在座的各位，这样一种模式是不是有效？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更好的办法？
LEE SANG YUP：各国政府的合作、联合研发是应该采取这种模式，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生物技术，我们知道生物技术会提供全面的革命，改善人们的生活、医疗、保健等等各方面。但是我们一旦发明一种细菌，但是这种细菌有危害，如果你把这个细菌传播出去，没有解药，大家都感染了这种病菌，人类就灭亡了吗？你需要一种好的方式鼓励他们，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比如说提供一些行业道德的研究和培训。
Anu Acharya：对于这些科学技术不应该有任何限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人要想出来办法，这些东西究竟怎么用。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使用这样的科学的技术。我们要知道全世界不同的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有的可能涉及到一些隐私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隐私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还要能够考虑到把这些技术和其它地方进行分享，只有这样的科学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Mark Bertolini：如果你觉得隐私是一个问题，的确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考虑，也的确如此。我们觉得基础的科学是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有一些技术，比如像科隆技术，科隆技术发展，如果什么都能科隆就很危险了。从这种情况来说，技术我们要考虑它的作用。像阿拉伯之春的问题，社会、媒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媒体应该能够使得所有的权力、力量都是能够控制才可以。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