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体制桎梏 唤起创新动能

　　通过文化领域的变革，唤起人民的创造激情，由此而来的创造活力，将一扫利益集团掌控带来的闷局，开创出全新的局面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主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十七大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命题的系统阐述。文化体制改革首次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并提。随着其在总体改革布局中地位的提升和政策内涵的明晰，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将会加快，未来若干年将兴起持续的改革热。

　　强调文化体制改革，并非自此次全会始。2003年，中央已开始尝试。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阐释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但是鉴于文化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体制仍然相对落后，改革进展缓慢。

　　六中全会公报用四个“越来越”强调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彰显执政党对此已有深刻认识，也反映了执政党认识到了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制约。文化领域早已呈现出发展的强烈冲动，这来自于人们内在的创造愿望，也来自于人们对文化产品的强大需求。但这种愿望和需求常常受到体制制约。比如文化产品的供应主体过于单一，民间资本受到抑制；生产进程由于过多的管制造成市场扭曲，很多部门和地方常常忽视文化自身的规律，由政府部门规定发展路线和创作口径，导致文化产品质量偏低，内容重复，真正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经典作品匮乏。

　　因此，文化领域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是文化体制改革。不破除体制的桎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就难以形成，人民的文化权益就难以得到尊重，人民的文化消费质量和水平就难以提高。不触动体制而强调文化发展和繁荣，结果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说是文化发展，结果是有发展而没有文化；说是搞文化产业，结果是有产业而没有文化；说是为文化发展创造条件，结果只是以文化为名行圈地、开发之实。

　　以体制改革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推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过去数十年间，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似乎经济发展可以自动地带来文化繁荣，文化只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似乎文化只有在对经济有用的时候才是重要的。这是一个误区。文化有着独立的属性，其意义不能也不是通过经济才得到表述和阐释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没有文化提供的创新氛围，没有时代风尚的改进，没有文化上的自觉，经济发展就缺少必要的支撑，只能带来粗粝的物质主义和势利病的流行。这样的社会很难说有魅力。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化，但如果本末倒置，产业成了核心，那么搞出来的可能只是文化垃圾和产业泡沫。

　　其次，是政府责任和文化创造的关系。六中全会公报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政府主导。中国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政府也必须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充分供应；由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还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优惠。但具体到文化创造，政府应逐渐让位于市场，其职责是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让蕴藉于人民中间的创造能力自由发挥。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正如列宁所说：“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第三，是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并提升文化的软实力，但对此不宜作偏狭理解。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大融合。它构成了国别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土壤。一种文化如果脱离了全球化，就像是沙漠中的植物，其命运只能是凋零和枯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必须汲取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有价值的因素，通过消化、再创造，化作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和谐共生。

　　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艰巨。目前，虽然经济体制改革较之文化体制改革更为深入，成就也更加突出，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阻力很大。这一定程度上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关系，一个文化沉滞、短视的国家，经济发展很难走远。必须通过文化领域的变革，唤起人民的文化创造激情，一扫利益集团掌控带来的沉闷局面，开创出全新的局面。新的经济，需要新的文化。新的文化，一种尊重创造，提倡包容，鼓励合作的文化，将推动中国成为具有魅力的国度，而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