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12日，2011财新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寻找真实的成长。以下为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我刚才听了马教授说的很受启发。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题目是稳定需要大智慧，大智慧需要哲学思考，但我
第一个问题，我们对于稳定的判断要告别GDP崇拜，大家听这个话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种说法，比如五年前或者是再早一点，七八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到1000美元的时候，就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好像中国社会不稳定有矛盾是因为人均到了一千美元了，现在人均到了四千美元了，又说我们进入中等陷阱，都是跟人均GDP挂钩。实际上这个GDP当然跟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和稳定不稳定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好像我们到了高收入，一万多美元了，社会自然就稳定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只要一个地方、一个国家集中力量下决心把GDP搞上去，社会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我们要告别这种思路。因为历史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最混乱的时候，GDP不是一千美元，现在利比亚人均是一万美元了，现在还打仗打成这样了。我认为稳定不稳定还是要从自己国家的体制机制，刚才说的公权力到底算不算法治建设，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各种社会结构变动怎么样，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一概的推到随着GDP的发展，社会就自然稳定了。现在仍然有人提出来，先不要管这些事，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下定决心就照原来这么干，干他二十年，林毅夫自己也讲了，再干二十年，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到时候中国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当然林毅夫没有讲这个问题，他只讲到再过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到世界第一。很多地方，我们看到领导也好，学者也好，在演绎这样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人均GDP到了多少，社会就发展成什么样。
我认为要告别这样一个GDP崇拜，这个崇拜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各个方面，在前一阶段，在物质财富极大匮乏的情况下及人均二百美元，买个花生、瓜子都要发票，到年底的时候，把物质财富尽快搞上去，GDP想要翻几翻，大家都愿意。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道义上讲，都没有一个完全随着GDP的发展，国家就自然而然的，稳定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造成的很多问题，我看到一个材料，农民工有80%刑事犯罪，在城乡结合部犯罪，这个是比户籍制度割裂了城乡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一个问题，你要对这个问题认真研究。我认为第一点就是要告别GDP崇拜，好像认为经济发展了，就会自然导致社会稳定，不一定，而且不同历史阶段的GDP它的社会条件也会差得很远。美国人均GDP四千美元的时候，也没有苹果，经济也没有这么发达。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当然我不反对GDP增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它的一定的指标作用。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不稳定究竟是怎么也不能满足的老百姓故意闹事，还是我们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或者在体制机制的改革方面不到位造成的一些社会矛盾，哪一个是为主的，我同意刚才马教授说的，认真分析我们现在发生的许多重大的不稳定问题。绝大多数，咱不说官逼民反吧，也差不多措施失大，摆不平，引起的一些事情。像瓮安事件等等都是一些典型的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平时一些小的事件也看得很清楚。马教授讲了很多，我就不展开谈这方面的意见了。就是说，这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刚才讲了，从法治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很赞成，民主、法治是我们一直提出来，但是进展很缓慢。看到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拆迁，农民征地，职工待遇过低，还有一些过去的下岗职工，给人家的报酬不够，企业养老金发放不到位，或者是企业的养老金发放摆不平，大量的上告信息、群众闹事，这些事儿一分析，我认为至少70、80%群众的意见是合理的，就是专业上访户，专门要闹事的这些人你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依法强制，那也不能助长不良的社会气氛。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反省一下体制机制有哪些问题，大量的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个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解决。现在的社会矛盾确实突发，我以前都讲过，我在去年的财新峰会上都讲过，中国GDP是一枝独秀，咱们就追求这个，但是经济结构相当扭曲、社会关系相当紧张，去年也讲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现在如果说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应该说社会矛盾相对会缓和一些。现在有一个倾向，出现了某一个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合理了，就把收入分配弄一个指标，就当成当地政府的一个指标，当地政府就把这个指标层层分给各层，它既然作为一个指标，它必然是强化行政腐败。所以我提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法治，同时在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是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行政控制力量，是构建一个更加精致的、更加强大的、更加全面的政府管制来解决社会的不稳定问题，还是进一步的发挥社会各个市场这种主体，他们的自组织、自协调，给它们这样一种发展的社会组织，让他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他们一个自协调的机制。从我们宪法来讲，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可以让不同阶层的人，不同利益的人在你这个框架内很好地协调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有一定的进步，我们从以前没有社会组织，到今年的第三季度大概有44万多。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社会组织还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办官管官认作的问题，实际上它很难成为独立的、能够代表群体的利益进行自律、进行维权。
如果各个社会群体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自律和维权作用，很多矛盾不用政府站到第一线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正是由于缺失，社会组织很多都像二政府似的，出现了各种问题都找政府，政府就总是处在各种矛盾的第一线。所以我要讲的第三个观点是要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往前走，应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给予不同社会群体，让他们培育力量建设社会组织的一个自协调、自律这样的机制。当然，这个本身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也需要有明确的立法，也需要有一定的监管，但是这方面觉得有缺失，所以很多矛盾在基层、在政府没有考虑到的时候，就很难解决，直到把这个问题闹大，闹到政府跟前，才暴露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使群众的意见很畅通的表达出来，这也是一个极端。我就这三个问题，一个是告别GDP崇拜的问题，二个是对于大多数不稳定的因素造成我们要反省体制机制的问题，不要都怪老百姓的问题，三是社会组织自协调作用，从长期来看，对于构成稳定的社会是非常有好处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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