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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图片来源：搜狐财经) |
11月11—12日，2011财新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寻找真实的成长。以下为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从长期来看，指望国内的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靠它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可能性是基本不存在的。当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唯一可操作的就是投资。我想这是被中国经济发展30余年所证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李扬发言实录：
尊敬的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每年都能够参加财新年会。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优化中国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在明年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经济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出口部门相对于GDP而言，占比在下降。前10个月我们的顺差1200亿，根据目前我们的估计，全年大概在1600亿，占GDP的比重就低于2%，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实现了在G20首脑峰会上那19个国家逼我们答应的条件，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所谓参考性指标，说贸易的差额要低于4%，当时我们心里没有数，就不敢答应，招来了那19个国家一致的攻击。
从现在看来，要低于2%。而且从各种情况来看，这可能已经形成趋势。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各部门中，出口部门所做出的贡献与过去30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回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国际方面，因为出口是两家的事，你出，别人要进。国际环境显然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是不主张用二次探底，我认为危机根本没有过去。我们将面临着一个长期低迷的国际环境，这对于我们的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二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调整。大家知道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就在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被认为比较扭曲或者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一就是过度依赖出口，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对于过度依赖出口的这种模式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而且是痛苦的调整。刚才大家都注意到，那个短片里说，中小企业哀鸿遍野，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出口部门的调整密切相关的。
我认为这两个趋势都会延续，因此它会造成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中，出口因素会大大的弱化。大致框下来，如果出口按照目前的格局下降，整个GDP跟过去32年的平均数相比，下1-2个百分点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可能只能指望8-8.5的平均增长速度。出口部门这块是很硬的，因为它并不完全决定于我们。在这样的硬约束下，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那就很清楚，我们只有两个因素是自己可控的，两个国内需求，一是国内的消费需求，二是国内的投资需求。消费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讨论，应当说政府在刺激国内消费方面也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有时候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展示给我们看的结果非常的冷静，消费占比没有多少变化。今年的情况，如果扣除物价，实际消费是下降的。
从长期来看，指望国内的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靠它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可能性是基本不存在的。好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投资，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在我们说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两个事情，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但是对投资我们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的高投资其实是由中国的高储蓄被动的决定的，因为国民收入产生、分配、使用，除了消费就是出口和投资，出口不行就投资，如果投资上不去，第二轮经济增长就会下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循环过程。这些年来我们每年都喊要压投资，但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也没有显著变化。
如果在2012年以及未来的一些年份里，出口部门不可依赖，消费很稳定，我们唯一可控的，当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唯一可操作的就是投资。我想这是被中国经济发展30余年所证明的一个基本道理。有人可能认为这个道理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个评判，是否符合原理我们不说，但是一个现象在中国持续这么多年，我们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想把它的方向进行扭转而没有成功，这本身就值得敬畏。实践没有什么错误，错误的是理论，我们可能对这种状况不太了解而已。
说到投资，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特别是面向未来。3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动力上来看主要是工业化，我听说昨天李毅中部长说到，他要冒昧的说一句，“中国还在工业化过程中。”可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么看，理论界从来不认为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什么可争辩的，只不过工业化在区域分布上有些偏颇，工业化整体进程我们认为可能到了中后期。另外一个动力，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两个动力。目前的情况是，工业化基本上到了中后期，城市化方兴未艾。也就是说，我们今后的投资要和工业化、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并且与城市化相关联的投资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开始进入金融问题，中国投资资金就钱而论，中国是不缺钱的，我们做金融的从来不把钱看成一个东西，地方官可能认为钱就是钱，钱到口袋里就行，不管从哪个来源上来的钱他都需要。我们特别关注钱是谁的，钱用什么方式提供出来。
就钱的结构而言，我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三个扭曲，而这三个扭曲是对我们整个投资从工业化为主转向城市化为主有制约。第一，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的资金配置是倾向于政府的。第二，从资金性质而言，债务性资金和权益性资金存在扭曲，而且是偏向债务性的。第三，在资金配置层面上来看，中央和地方，资金是偏颇在中央的，更多的钱在中央。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后的投资主要在城市化，大家都知道城市化的投资大部分发生在地方，大部分需要市场机制，而城市化的投资需要大量的权益性资金，于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扭曲”就会制约我们今后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我认为，在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必须致力于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
就政府和市场关系而言，应该把大量资金放在市场，现在我们大量的资金是在政府手里，中国的特殊现象并不是说政府完全用自己的预算资金用来投资，而是政府掌控着大量的资金，这样的格局我认为不应该继续。当然一方面看起来政府好像掌控了很多资金，但是同时政府承担了很多负担。现在所谓融资平台就是政府掌控了资金之后现在要偿恶果的时候。因此，在扭转这样一个扭曲结构的过程中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那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如果大家说下一阶段是城市化为主基调的话，大量的经济活动、大量的投资会在地方。但是钱在中央，财政资金主要集中在中央，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转移支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正规的转移支付，大量的是这些权益性的转移支付。通过转移支付机制再到地方上去。但是事在地方，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总是想法设法截留资金，想设法吸引资金，最新的例证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往前的例证就是卖地，再往前就是无截至、无规则的减税。解决问题的方略，我觉得体制型的解决，我们要重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1994年做过一次，现在这个结构已经不适合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了。另外，要广开财路，要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来融资这样一个事情正规化、体制化、法律化。
第三，中国不缺资金，但是钱都集中在银行，银行只能发贷款，贷款就形成债务，而债务危机，高杠杆率是这次危机最大的心头之痛。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目前中国资金的分配结构是一个形成高杠杆率的资金结构，这个问题在过去大家不以为然的话，这次危机给我们当头棒喝。解决资金问题当然还是发展金融市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主板不行发小板，小板不行发创业板，这个板那个板都是一个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们鼓励创业、鼓励股本形成的机制有没有？我们整个这个体制，整个金融的经营结构是不是激励大家拿自己的钱办企业，而不仅仅是借别人的钱，现在已经到了再进一步严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发展资本市场问题不只是发展交易所的问题，而是在全民形成创业浪潮的问题，是鼓励人们创业，鼓励人们拿自己的钱冒风险，去取得收益的问题。如果把思路放在这个层面上，要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进一步发展正规的交易所市场那是肯定的，OTC肯定是要发展的，各式各样的PE需要鼓励发展，以及现在被大家所购并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我们看来它是创新的源泉，大家想一想，影子银行体系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本来放在银行体系中的，而且只能形成债务性资金来源的钱，在相当部分转变成股权投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当然也要对他进行监管。另外，我们在这个领域中也要鼓励民间投资，需要继续引进外资，因为在中国资金来源结构中，外资进入，因为我们大部分是FTI，FTI是形成股权，从资金优化来看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认为现在到了要转变资金来源的时候了，到了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债务性市场和股权性市场的关系，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调整，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还是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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