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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村”大家长

2011年11月21日12:1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11月10日,华西村形象宣传片结束了在美国纽

约时报广场为期两个月的亮相。两个月来,每天50次的播放频率,刺激着世界各地到此的行人,传递着华西村跨出国门的雄心。

  这期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办得轰轰烈烈。投资30亿建成的328米高楼比肩北京最高楼;楼内置一头重一吨、价值3亿人民币的金牛,加上各种装饰,整幢楼价值近五十亿;而村后龙砂山上的“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和“美国白宫”,是来华西村游览和学习的国人眼中的神奇景观……随着“大华西”并村,从0.96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天下第一村”即将彻底改写它的身份,它将不再是一个村,它的目标是成为“华西新市”。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国君”。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与行为,是吴仁宝及华西村在经济成功之后的一种资本转化,如同富人的成功总要通过慈善和捐款来转化一样,他需要这种表征:把经济地位转化为另外一种地位。

  对于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执掌一个村级政权四五十年的吴仁宝来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成就。

  自1961年建村以来,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村庄,蜕变为2010年销售收入512亿元、人均纯收入8.5万元的超级企业集团,村民都变身为股份持有者。

  严格说来,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因此,华西村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在这个典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 年7月17日)

  从党内职务来看,华西村党委的五十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2003年0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

  吴仁宝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

  但是,华西并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们现在还在坚持集体主义道路。本刊记者曾和吴仁宝及其儿子辈、孙子辈的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与很多现代市民不同的是,他们头脑里集体不散的意识非常强烈。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从政治挂帅的年代,集体主义的“主体思想”勇立潮头,一路先进“典型”……

  但是集体的不朽如同南街村的“永动机”一样,令人生疑。84岁的吴仁宝说村民希望他活到1000岁,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一分五统”政策下的并村扩张,“拆迁”矛盾在这个“集体王国”中也日益凸显。

  如学者所言,华西村和吴仁宝迎来了“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各种挑战。以家族掌控的集体,能否不朽?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精神和物质领袖能否不朽?他的后来者能否顺当地安排吴仁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这一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分层的村民

  “华西中心村内,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回村率是200%,他们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还会带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甚至带同学回来。”华西村宣传科赵开军自豪地说。

  “回来有房子、车子,也不用找工作,我为什么要在外面?”今年6月刚刚从华侨大学毕业回村的赵龙贤说。和他同一年回村的李梅红之前就读徐州空军学院,“和身边同学唯一不同的,就是优越感。”

  “如果去北上广,还要自己买房子车子,生活哪有华西好?”1988年出生的赵龙贤和同一年毕业的同学比,他回华西的优越感在于此。

  不仅是出了华西村的年轻人愿意回来,出了国的“海龟”也毫不犹豫地回了华西。“我去英国读书两年,觉得英国人住的房子也没有华西大,车子也不见得比华西人开的好。”于是在国外学网络技术的赵成宁愿回到华西,到华西铜业的生产第一线做个工人。

  这些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出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我是要回来的”。他们和父辈一样,言必称“老书记”。

  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到20分钟车程之外的张家港聚餐唱K,到江阴或无锡买名牌,他们对吴仁宝的印象是:“小时候觉得老书记只是个爷爷,长大了看着华西这么好,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年轻人如此,年长者更是认同华西的集体经济和吴仁宝的管理:“村里的旅行社每年组织我们出国旅游,我们到国外看看,美国还没我们华西好呢!”华西村316号住户朱荣根感叹。

  中心村民手中都有一块“硬牌牌”,也就是他们的股金。尽管他们在华西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但重要的是年底的奖金。”年底的奖金二八分成,20%发到村民手中,80%强制入股。

  事实上,赵龙贤希望“入股的部分多一点,等于存在村里,村里帮我们去理财,存得多,收获得也多”。有他这样想法的还有79岁的朱荣根。“存在华西集体的户头上,又安全又稳定,比外面去存银行好多了。”

  中心村民到华西本地的企业商铺消费,可以用“硬牌牌”直接刷卡,这种来自于集体的刷卡快意,伴随了华西多年。“买房买车都如此。”华西村最早是配额制的,车子房子都是统一发放到村民手中,“最初的一批车子只有十多辆,是捷达的。本世纪初,统一发了100辆白色赛欧。”至今依然能见到这样的小车穿梭在华西村,尽管村里购买的十多辆奔驰多半由吴家人占用。

  随着集体资产的膨胀,渐渐地,华西村人脱离了消费配额的限制。他们有在外现金消费的自由,只是他们更愿意使用“硬牌牌”在华西村下的商铺消费:“有得刷卡,我为什么要到外地去买呢?”

  随着华西村在江阴市区等附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华西中心村的村民甚至可以用“硬牌牌”去江阴买房子。“只要你的股金够,你就可以买房买车,买多少也没人管你。”

  上世纪60年代,邻村的农民都还住着土坯草房,需要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子。而华西自1964年开始,“村里搞规划,拿出一块地统一为我们家家户户建盖了新瓦房,以旧房折价方式给村民。”第一次分房,家家户户都分到的平房,面积基本相同,在50平方米左右。

  1976年,全国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波中一片哀鸿,而华西村民则喜气洋洋地搬进了两层的排楼房。“按人口分配,每户楼上楼下2-4间房。”1988年开始,华西村民分年分批住进了价值不同的别墅住宅,价格在12-50万元不等。

  现任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他的住房是价值三四百万的华西村最豪华的別墅。这是2001年吴协恩领导的宝昌公司盈利为村企业最高之后,村里奖励给他的,“他家一个浴缸就要几万块钱”。

  2000年后,“村里首次为村民提供13幢外型各异、价值在150万左右的豪华欧式別墅;2003年又添40幢类似別墅,价值170-200多万。这两次先入住的,大多数是村企业干部,尤其新分的40户都偏向现在正年轻的有经济实力的村庄干部。”

  如今在龙东湖一带,1万套别墅正在火热建造中,这些别墅面向的人群是“大华西”村民以及村外人员,两者价格有所不同:大华西村民因“大华西”发展需要价格为52万一套,“大华西以外的人过来买,价格为300万-400万不等,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华西一村的田琴家,别墅刚刚整饬完毕,陈旧的桌椅搬到全新的别墅中显得寒碜。田琴家本属于华明村,她在向阳村的工厂上班,老公则在华西村联防队,并入华西村后,他们借钱买了这个房,装修了下,算是安定下来了。华西村每年每人发300斤大米,350块钱,“从并村后到现在已经发了几年了,但是去年突然没有了。”

  田琴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是16万,“拆老房子抵了点,借了点,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是嫌贵的。现在已经是五十多万一套了。”他们家的老房子原本在龙西湖一带,那里如今成了华西最新的别墅区,因为面湖背山,算是华西村位置最好的房子了。“大部分中心村的干部住在那里。”

  一幢位于田琴家别墅前的老房子,房门号上还写着旧地址“唐家基”。这是没钱买别墅的郭家。郭家两个儿子,大儿子搬进了新别墅,小儿子没钱买别墅。“按照拆迁政策,他们收回了大儿子的房子,等待二儿子搬走。”同时华西村将收回的同处一幢的大儿子旧房出租给了外来工,生活起居上的冲突于是就开始了。“这样就是逼着我们搬了,可是又没有钱买别墅啊!”

  外来务工群体

  从安徽到华西打工的陶业的一家十多口人,蜗居在华西村70年代建起的两层排楼里。25岁的陶业和父亲陶向军都在华西钢厂工作,每月2000元至3000不等的收入对这一家而言已经比老家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这些打工者一般租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每月的租金从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工作时间也是不分昼夜,很多是三班倒。相较而言,华西村的工人则只上白班。“一般本村的村民都是领导,厂长主任什么的。”

  陶业一家都是被他的小叔带到华西来的。自称在华西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小叔,其实也仅是华西村金塔宾馆内的前台服务员。他们一家的居住区与中心村民的别墅隔着一条长廊,但是在华西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与华西村民打过交道,“不认识华西村的人,也没有华西村的朋友。认识的都是打工的外地工人。”

  在华西实验学校读初一的陶飞翔已经意识到与中心村学生的差异,“初一一个年级有8个班,其中四班和五班都是中心村的学生,其他班级有些是我们外地来的学生,有些是外村的学生。但教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村民和外来打工者的差异,吴仁宝曾这样回答媒体:“可以这样说,待遇是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所谓一样的,我们工资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比本村工资高。为什么会高?因为他的水平高,他的技术能力比较强。我们这里要的工资,要靠勤劳、靠科学、靠水平才能得高工资。”

  作为一名外来打工者,已经步入干部行列的华西村艺术团副团长王维桢告诉媒体:“反正老书记待我们是很好的,我们在这里住的是宾馆,那个幸福园里就跟别墅一样,敲钟的那个地方,就跟别墅是一样的。环境也很好,里面其实就是宾馆。我们其他人住在金塔。”

  在老书记的眼中,2万多的大华西村村民,加上外来的3万多打工者,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华西建设成为“新市村”,将华西变为一座城市,每个人都要为“华西大集体”添砖加瓦。

  一位华西村研究者认为,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外来工还是愿意到华西打工,原因在于华西村有实力保证他们的收入。尽管他们和华西中心村人的比较差距很大,但是跟那些给私营企业打工的人比较,他们更加稳定。

  所以,这位研究者的观点是,“你说华西被吴家族控制的时候,吴仁宝就说我们这么一个家族养活了四五万人,如果中国全部像我们这个样子,那中国也行了。那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

  吴仁宝 我闭幕了

  “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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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廖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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