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成表示，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十分严重，德班会议可能跟去年坎昆会议一样，达成宽泛的、不具约束力的协议。
本报记者 纪翔
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12月5日明确表示，中国认为2020年后应该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
据悉，正在南非举行的德班气候大会达成初步谈判草案，为各方继续谈判和达成协议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各方在会议最主要议题《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上依旧存在较大分歧，会议取得重大进展的前景仍不明朗。
发展中国家先得一分
当地时间12月3日，“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谈判合并文本出炉。这是大会召开以来形成的首份重要文件，这份长达130页草案综合了有关各方的意见，面向所有的与会方，为重要议题列出各种谈判选项，草案将就全球总的减排目标、国家的减排目标以及发展中国家应做出的贡献等议题为大会后续进程提供指南。
这份被认为是德班协议雏形的文本，首次增加了“应对因减排造成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措施”的条款。这一条款包含了以中国、印度和阿根廷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提案，即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产品涉及到气候变化时，要求发达国家不得采取如关税等任何形式的单边手段，来制裁和约束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事实上，草案条款只是承诺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虽然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但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通过协议来规定具体措施，如对减排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进行补偿的方式和标准等。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管清友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出台具体的措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草案中写入这样的规定，是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补偿方面争取来的积极成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了很大提高，一定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胜利。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是否承诺减排义务方面一直受到压力。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将视谈判情况而定，不排除在未来某个时候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的可能。
解振华5日的发言表示，中国认为2020年后应该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整体性文件，而现在的问题是落实已经达成的共识。
关于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需要通过谈判达成，要满足五项条件：必须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要兑现300亿美元 “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监督和执行机制；落实适应、技术转让、森林、透明度、能力建设等共识，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快对各国兑现承诺、落实行动情况的评估，确保2015年之前完成科学评估；只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次德班会议上，关于是否以及如何设立第二承诺期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交锋的焦点。
2005年生效的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但并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具体减排承诺。议定书关于减排的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年底结束，2007年《巴厘路线图》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长期合作协议的双轨制谈判。
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坚决要求设立第二承诺期，而部分发达国家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态度不明确甚至严重倒退。其中，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国明确拒绝接受第二承诺期；美国坚称，除非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大国也接受强制减排指标，否则美国不可能签第二承诺期；而欧盟则坚持其会前提出的 “德班路线图”，缔结一个2020年生效的强制减排协议，要求所有主要排放国都承诺强制减排，否则欧盟不会接受第二承诺期。
虽然发达国家一直指责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的努力不够，但统计数据显示，欧美国家在减排目标方面一直没有提高，反倒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不断做出妥协，包括在自主减排方面提出了较高目标。目前中国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实现了“十一五”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确立了2015年和2020年减排目标和行动，并且这些目标和行动都已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认为，国际气候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的态度，除非这两个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新的实质性协议出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京都议定书》承诺期出现真空的概率很大。
管清友认为，要想达成实质协议，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得后退一步。特别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能源消费太奢侈太粗放，必须进行能源价格改革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
对于德班会议取得进展的前景，董秀成表示，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十分严重，德班会议可能跟去年坎昆会议一样，达成宽泛的、不具约束力的协议，但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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