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陈志武今年年底的主要活动是：跑会，也就是出席各种论坛。在论坛的演讲中，区别于许多经济学家的是，陈志武很少喊口号，也很少表现激烈，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一份PPT，去跟听众们做个案例分析。
他在微博上的发言，也很温和，但又有的放
一次关于农民的个案分析
在本报的观察家年会上，陈志武一如既往的拿出了一份PPT，在演讲中也一如既往的提及了自己是湖南茶陵农民儿子的背景。对于一个笃信市场经济规则的经济学家来说，在2011年末，仍然和受众讨论金融监管的代价，显得和主流声音有些格格不入。这已不是陈志武第一次与受众们探讨监管的代价，在今年的财经年会上，甚至更早的一些论坛上，陈志武反复讲过这个问题。
但这一次，对于农村金融领域，陈志武举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村子的例子。2006年的时候这个村子里的农民成立了一个“老年人”协会（类似养老基金会）。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入股，当年吸收的股本金是27.2万元，一直到2009年都有分红，2009年入股的老年人分红650块钱，2010年是600块钱。“我知道这种分红以北京的物价水平来看是非常少的，吃不了一顿午饭和晚餐的。但对这些农民来说，500块钱、600块钱的意义非常大。”陈志武说。他举例说村委会75岁的守门的老人，他独居在村委会的宿舍里，去年的收入是低保金600元，村委会的工资2000元，加上基金会500块钱的分红，可以看到500块钱相当于他一年1/6左右的年收入。
对于这样一个基金会，2007年和2011年两次被当地银监局宣布为非法，陈志武略显激动：“对监管部门的官员来说他们的日子很好过，越是把这种业务禁止和完全卡死，不让它有任何的空间，对监管是最方便的，从社会的层面来说是最不负责的一种行为。”
很多的专家会说农村金融在2009年前带来了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的呆坏账，后果很严重。2005年之前，四大国有银行让财政部买单的总额是3万多亿元。如果说这几百亿的农村金融呆坏账是很严重的，但服务的面积是涉及到8亿农村人口，而四大国有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涉及的就业人口仅有几千万人。一个是为了照顾几千万人的就业，宁可让国家财政在2005年之前补贴3万多亿元的亏损，而为改善农村人口的扶贫几百亿元都不愿意。“我们更多应该考虑到服务社会的对象的面积、范围以及社会整体上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陈志武说，“这几百亿的呆坏账是不是要结束，是不是要通过更多的监管或者是禁止而结束？”
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郎永淳在听完陈志武的演讲后，告诉记者，陈志武说的问题很细，但比如鄂尔多斯和温州的高利贷问题，还是没有提出解决办法。陈志武会后听到这个问题，马上说：“这个问题就是你口渴时，是首先把高价卖水的人打死，还是更多的想到通过高水价激励更多人去给你供水的问题。”
每一个视角的道理
“我可以容忍任何人的观点，正的、反的、左的、右的，我相信每个观点和视角都有他们的道理。我有我自己的判断标准，既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也不会无谓的唱赞歌。”陈志武说。
中国人的典型心态总充满悲伤，多少世纪为生活所迫、被不公所压，当然无法幸福。今天听到老流行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让我想到中国的流行歌几乎都悲伤、忧伤，而在美国悲伤忧伤类歌曲，几乎不可能流行。像08年奥运《你和我》都带点忧伤，在中国社会能共鸣，而在美国从来没成。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忧伤？这是陈志武在2010年写下的一段话。
文明不是靠政治说教、不是靠死读别人的书，而是靠思考、反思。博物馆的作用更多是激发思考。“To build the future, we must know the past”（要建设未来，我们必须知道过去）。对文革，也如此。记者对陈志武这段话的印象很深，这是他一次欧洲之行后的总结。
制度经济学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为何保障市场发展的产权制度秩序也源于西方？你会说这些东西方差只是现代事。可自古罗马开始，西方打仗也很讲规则：你不能偷袭（那是卑鄙）而是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跟中国传统截然相反。连战场都能规则的社会必然先行市场制度？这是陈志武给网友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至今仍被激烈讨论着。
除此之外，陈志武对邵阳沉船、温州动车事故、宪政建设、税率体制甚至新婚姻法都非常关心，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回国之后，更多的时间似乎并非花在了经济领域。
陈志武特别谈到了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这场发生于19世纪末的运动，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正因其的非理性暴民主义，伤害了很多无辜民众，对中国的近现代史造成了深远影响。“要让理性战胜情感，就要让更多的人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陈志武说。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陈志武说：“是法制建设。”
他坚信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希望每一条政策的制定都能做到程序合法。“如果全国人大都不尽到监督问责职责，那么我们谈过度监管根本没有意义，因为监管部门增加权力的冲动根本没有限制，那剩下的就只能希望他们有良心了。”陈志武说。这个问题，陈志武曾经不止一次的谈到过，早在2007年，陈志武一篇《立法，立法，再立法》的文章，就有阐述：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有更好的法治，但这并不等于要有更多的法律，不能来不来就这个要立法、那个也要立法。目前不是法律多少的问题，而是法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和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中国的法律太多了，人大常委会更应该做的是对现有法律的执行进行听证监督，同时也应梳理过去的众多法律，看它们与中国的总体市场经济理念是否冲突。
对于许多人来说，接受陈志武的观点似乎较为容易，因为他提出的问题都较为直白浅显，又常有实际的例子相辅。陈志武的一些同行甚至将他在微博上拥有近400万粉丝归功于他的脸型。“他的脸型比较圆，都说相由心生，圆脸的人都很耐心、和善，也比较受欢迎。”一位朋友说。
微评语
出身平民家庭的陈志武爱操着湖南口音说“为什么”，比如大家应该多问为什么；政府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作为金融领域的学者，他在微博上的关注范围甚广，温和而有的放矢是他的风格。作为一个学者，少说教，多启发，在当下中国，屈指可数
陈志武：生于湖南茶陵，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
微语录
虽然各国都面临挑战，但性质不同，难度各异。中国是征税失控，国家手里财富太多，政府权力太大，老百姓没钱又没权利；美国征税太难，政府太穷，社会太富；西欧是征税容易，但政府花钱更容易。所以，美国西欧都财政危机严重，一个可解，另一个不可解。中国的问题属于可解，还是不可解的？
2011年12月8日
近年耶鲁接待了多批国内官员,给他们启发的东西各异。中午校长宴请一批进修官员,先奏中美国歌后午宴,好正式。一官员问：美国联邦政府跟州、地方政府官员的关系如何协调,跟中国有何差别？我说最大差别在于市长州长由公民直接选,不是总统任命。总统来了,州长市长可以不搭理。国内官员听后眼睛一亮。
2011年11月8日
经济的大起大落是谁造成的？2008年的4万亿,09年10亿天量贷款、10年8万亿再次天量贷款,使各地方、各行业尤其房地产业忙着数钱连笑都来不及,今年又进入另一个极端。火冰两重天,资源配置的低效、浪费、腐败不说,还把人、把社会、把环境、把自然给折腾得晕头转向！政府之手能否闲一闲？
2011年10月26日
在中国,人们习惯把影响力跟官权力划等号,甚至认为只有做官才能对社会贡献。乔布斯没有官位,却比最近几届总统更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和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一百年后人们可能会忘记布什奥巴马,但可能还知道乔布斯。做大官并非人生成败的唯一标杆,更不一定是持久影响力的路径。
2011年10月7日
（相关事件：2011年10月5日，美国苹果公司创办人之一、前行政总裁史蒂夫.乔布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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